奥运前的北京最疯狂……

曾翰的这些照片，

色调冷淡，取景中正，

看不到任何情绪、情调，规避掉一切技巧，

就像给这些人造物拍证件照一样。

他将现实场景一个个复制、还原出来，

以一种机器冷静、“无情”的方式，给你震撼。

“因为现实已经够魔幻了，

三峡丰都鬼城有一个建了一半的烂尾楼，那个楼是一个玉皇大帝的脑袋。

广东南澳岛 鳄鱼屋 2015

广东南澳岛上，在路边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只超大体积的鳄鱼趴在一个楼顶上，垂下来的鳄鱼尾则是一个外挂楼梯。天蓝云白日光凶猛，让人一下子仿佛进入到一个超现实的白日梦境。

上海隆昌公寓是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公共租界巡捕房，后来慢慢变成了密集混居的宿舍楼，被称作现实版的“猪笼城寨”。

重庆郊区的洋人街主题公园，是魔幻中的魔幻。这是2007年国庆节它刚刚开放时，人山人海，山顶上点缀着几栋东倒西歪的怪房子，感觉就像那些将几缕长头发盖着前额的地中海男人的后脑勺。

奉节 树根与纪念碑 2007

三峡 巫山  水泥乒乓球台 2007

照片里的这一个个人造“奇观”，散落在中国的神州大地。这是曾翰用超过15年时间，拍摄完成的一个系列作品《超真实中国》。

这些照片乍看平淡无奇，广阔而细致的大场景，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庄严的美。再细看图像的内容，不禁百感交集。

曾翰的这些作品，曾在国内外众多重要展览、摄影节展出，从广州、上海，到美国、瑞士、德国……难得的是，他还是个策展人，曾策展2005年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2017年广州影像三年展等。

从30岁开始，曾翰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路上。二手越野车，后备箱足够大，装得下他的大画幅相机，和大大小小的摄影器材。

好友形容他的摄影创作是“操作复杂，花费巨大，知音不多，走的是一条艰难的路。”

曾翰在广州工作室

《欢乐今宵》系列 2004

 近30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魔幻的时期 

2004年，当时我在《城市画报》工作。有一次，朋友在一个倒闭的夜总会卡拉OK的废墟里面拍时尚大片，我当时一看那个背景，太魔幻了。我觉得背景本身，比那个模特要好看得多。

于是，我就一个人跑去那个地方，广州的海珠广场市中心，二三十层楼的楼顶上。当时我临时买了台二手的4×5相机，找了个会用的朋友过来当场教我。因为用大画幅相机，会非常细致全面地拍摄下这样的场景。

一冲洗出来，包括它的细节、颜色，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东西——非常真实，但是又非常超越真实。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用大画幅相机去拍摄人造景观。

后来我就觉得，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大、最荒诞的人造景观就是主题公园。我就到全国各地各个城市去找这种“欢乐的废墟”。去上海、深圳、广州，甚至在广西的北海，整个人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一样。

郑重其事像给一个人拍身份证照一样把它拍下来。

最后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真的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就是超越真实世界的一个真实。

90年代之后的中国，这种地貌的变化，可能是几千年来最剧烈的。不像古代或近代，不管是战争、社会的经济发展，它都是渐进式。但近30年的中国，它是一种核聚变式的“聚”变，颠覆式的变化。

能生活的这个年代，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其实对摄影师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事。我认为这十几二十年是中国摄影师最黄金的年代。

在不停地观察，去拍摄的过程中，我就深深地体会到这样一句话：荒谬本身也是现实。

 拍摄一个“超真实中国” 

《超真实中国》是在我在拍摄《世界·遗迹》之后，又开始有意识地去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中国各地的景观，当代的风景。

所谓的“超真实”是hyperreality，超越了真实。是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7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那时候在处于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概念到了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现实。

我几乎是把中国所有的省份都走遍了，城市之外，也有很多的荒野、乡村。

重点的一些城市，比如我生活的广州，奥运前的北京，世博会之前的上海，三峡截流之后刚刚成立直辖市的重庆……

2004年初，当时的广州CBD珠江新城还是一片工地，下暴雨，过街隧道就变成一大片水塘，民工们就会跑到那里去游泳去洗澡。突然在广州市中心，有几个人脱光了在那洗澡这种情景，跟后面慢慢在兴起的CBD高楼，真的是会给人一种魔幻现实的感觉。

2006年冬天，我走到那河边，看到这么一个高架桥树立在那，它的形态是往前冲，但是突然间戛然而止。有朋友说看完这个照片的时候，他突然间眼泪哗哗流下来，就百感交集，对自身的命运和对整个国家命运的一种感受。

在看似很乡村的环境里面，在绿色的水塘、水沟包围之中，突然有一大片特别干净的水泥地，有一辆车在中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汽车时代即将到来，有多少人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地方学车，多少练车场被建出来，就在城乡结合部。

2006年，上海外滩的一栋老楼天台，一角有一座简陋的鸽子屋，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拖鞋和睡裤，坐在屋檐下悠闲地抽着烟。在高耸的外滩中心大楼映照下，鸽子屋白色的屋顶闪闪发光，就像悬崖峭壁下的神殿。和那一格格像笼子一样的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们相比，这个气定神闲的中年男人该是多么富有而高贵啊！

2008年南方雪灾，有十几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那个太壮观了。我就拿了我的大画幅相机去拍，操作复杂缓慢，在取景器里我看到密密麻麻的人，人已经变成一种风景。拍完这张照片之后没多久，中国就进入的高铁时代。

还有一张，拍的重庆汽车站跟黄桷坪的立交桥。重庆是个雾都，背后长江大桥、立交桥、那些楼，整个就蒙上了一层特别迷幻的色彩。但其中有一个楼的巨大红色标语：让重庆沸腾起来。很浪漫化、诗意化的这种风景，啪的一下就被一拳打碎了，让你回到火热的现实。

2009年的重庆，一到晚上到处都是人头汹涌的广场舞，重庆人管这叫“坝坝舞”。这张照片里的坝坝舞据说是规模最大的，每晚有上千人来跳舞。我找了一个高楼俯拍，长时间曝光，虚幻的人影和通亮的大厦，就像灯笼照射着蚁群，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又隐藏着多少暗流涌动。

这两年我就比较少去重庆，它已经不像2008年之前特别野生状态，现在更加找不着北，它已经迷幻过头。

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我沿着铁路行走拍摄了近一个月。这里是青藏线的起点，我站在铁轨上架起相机，发现正在拆的一座老加油站的残墙，竟然和背后昆仑山山脊的曲线非常相像，就像两条平行的心电图。

2009年夏天，我时隔一年后重返四川地震灾区拍摄。在去彭州白鹿镇的路上，我看到了这片破落的古镇，支起相机准备拍摄，一位背着竹篓的大姐走入画面，站着发呆。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之一，被地震震坏的木屋，延伸向远山的泥泞小路，云雾缭绕的山形，处处都是古典山水画里的样子，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最中国的风景。

 近四五年，逐渐放缓后出现的新景象 

15年，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去拍摄一个项目？

中国的样貌，每个时期它肯定会有不一样。比如最疯狂的就是2008年前后，尤其是奥运会前，许多奇观被制造出来。

后来甚至有时候，朋友就会打电话给我说：“曾翰，我今天看到一个东西，那个就是你的照片，你赶快去拍去吧。”

我觉得奇观的东西太过于强调荒谬性，不是所有中国的现实都是那个样子。尤其到了最近这几年，状态慢慢放缓，又呈现出另外一些景观。

近几年我对奇观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减弱。我更加理性冷静下来，去关注一些更加日常，我觉得更现实的现实。

去得比较多的是河南、安徽、山西，中原地区，真正中国最核心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的小镇乡村，我觉得是特别特别中国。

山西 河津 黄河滩 2018

去年初春，去到了山西黄河边的河津。大片的河滩长着黄色的枯草，特别美，金黄色的草原一样。但是河滩对岸，一望无际的大工厂，浓烟滚滚。突然有一个人走到我的镜头画面里，弯着腰割草，我脑子里一下闪出了米勒的《拾穗者》。

这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种最矛盾最心理：我们总是向往着田园牧歌，却离不开这种工业化、现代化的消费生活。

我还观察到很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历史在做一种循环。这两年我看到到处都在兴建寺庙，巨型得超乎你想象。

在黄土高原的省道上开车，远远就望见一座侧倾的古塔孤兀的耸立在平坦的黄土塬上，这座始建于宋代的砖塔叫万凤塔，周围这片地是兴国寺遗址，新建的几座寺庙似乎停工烂尾很久了。

不可否认的一点，现在我们内地的乡村小镇的建设其实进步非常大，超出我的预想。

比如在太行山群山环绕的小县城里面，竟然会有一个下沉式巨大的商场，这可能是互联网、电商开始普及之后，整个中国的一个变化。

我到秦岭山里面的一个小山村，就算只有两户人家在那里，照样通一条水泥路进去，通电过去，通水过去，甚至通网络过去。

所有的这些都是用4×5的大画幅相机拍摄的，拍了有接近上千张了。明年或者后年，我觉得是这个项目可以结束的时候。

广州这个湿热的南方城市，对中国摄影来说很特殊。

在纸媒的黄金时代，这里有着中国最好的媒体——南方日报集团、羊城晚报集团，里面藏龙卧虎，包括一群摄影记者。后来一批重要的中国当代摄影家，王宁德、黎朗、颜长江、严明、王轶庶等，当然包括曾翰，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从摄影记者到独立创作 

曾翰出生在广东的小县城海丰，小时候家人工作变动，他跟着去北京上学。他初中一个最好哥们的爸爸是《人民日报》摄影部的摄影记者，在他们家看到一本书：荷赛获奖作品精华集。懵懂中被启蒙。

曾翰还记得，初三时，每天骑车去天安门广场，拿一部老红梅相机，偷一些黑白卷，跑广场上去拍照。

不过真正迷上摄影，是在上大学之后。

1993年，曾翰进入全国最好的新闻专业之一——暨南大学新闻系。大一刚入学就开始拍照。那时的暨大，整个新闻系玩摄影的氛围很浓，“我把摄影课都拿来学暗房，因为可以免费用相纸和药水。”

对摄影的痴迷程度，举个例子来说：曾翰以前是个文学青年，有了相机之后，都不写诗了。

他说那时新闻系的学生，都有个做战地记者的理想，“新闻摄影、纪实摄影，是个特别专业的事，大家会非常仰慕去做。”1997年毕业后，当时《新快报》刚创办，曾翰得到机会进去做摄影记者。之后的十年，曾翰一直在媒体工作。

一方面，他接受正统的新闻教育，成为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启蒙老师是李媚和阮义忠。

对他刺激最大的是阮义忠编写的《当代摄影新锐》，当他看到贝尔纳·弗孔和黛安·阿勃丝的照片，完全超乎了他的认知；以及李媚编的《现代摄影》杂志，让他看到了陆元敏、顾铮、张海儿、凌飞等中国摄影人的创作。

曾翰2008年美国66号公路拍摄汽车坟场

做媒体的好处是，可以全国到处去看，接触着中国最广泛的现实。于是，他一边职业地完成工作拍摄，一边寻找各种各样摄影创作的实验，这样持续了四五年。

2008年，在《城市画报》做了3年图片总监后，彻底辞了职，去美国留学，并开始作为一名独立摄影师创作。

曾翰选择用极其冷静的方式，去拍摄魔幻的现实：支好三脚架、水平垂直、最稳最平实的角度，景深尽量大——就像给这些景观拍证件照一样。

决定用这种方法，是在2004年拍《欢乐今宵》的时候。

当时，曾翰蒙在大画幅相机的黑布里，透过取景器一点点看，“倒闭的卡拉OK空间很暗，里面装饰的各种妖魔鬼怪形象，仿佛地狱魔窟般。”曝光半小时，他盯着这景象看了半小时。他兴奋地发现，这就是自己一直以来在摄影上想找的方向。

“最魔幻的东西就在现实里啊，拍摄对象本身已经足够戏剧性，你再去拍时，不需要任何的花样。”只需要把现实细致全面地复制出来。

这种拍证件照式的拍摄方法，刚开始借鉴了西方摄影史上著名的“杜塞尔多夫学派”，类型学摄影，客观、冷静。

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其摄影作品《莱茵河II》，曾在2011年拍卖出天价430万美元，成当时最贵照片

人们一说到纪实摄影，就是人文关怀，特别有情感冲击力地去拍；在曾翰看来，包括很多外国摄影师拍中国，是带着一种“上帝视角”去看的，但他没办法这样。“我在这个地方出生成长，我能感受到那种所谓真正的刺痛是什么，里面很复杂的情感。”

风光摄影追求的漂亮颜色、光线，他统统不要，而是特意“祛魅化”，放弃一切情调、情绪，消除技巧，只客观冷静地还原现实，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去拍。他认为太煽情的话，容易变成滥情，人就不会去重视问题的本身。

“这种特别冷酷的调性的压抑下，其实我对这片土地是非常非常深情。”

不过拍着拍着，曾翰越来越发现，没办法像西方类型学摄影那样，按着清晰的逻辑分类，特别严谨地去拍摄中国景观。因为中国的人造景观，“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新的，它是混乱的。”

困境之下，他追根溯源，想到了中国古人，“我们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去观察这个世界？怎么样理解和表达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决定从山水画里去找答案。

“酷山水”系列之三峡止水图

他查资料，去博物馆看原作，“试着用古人在山水画里的观察方式，去拍我们当代的山水。”

他用长卷的方式去拍三峡，从三峡大坝一直拍到重庆朝天门。

2014年开始，随着拍摄的深入，曾翰干脆按着古代经典山水画作品，一个个考据，找到画中山水的原型，然后真正去到那个地方，拍它。

为了拍《宋徽宗的松树》，他甚至到浙江绍兴宋六陵附近的山里住了一年。

2016年初，曾翰在济南华山脚下，一大片拆迁工地上，找到了与赵孟頫《鹊华秋色图》中一模一样的角度。

他在废墟上架起相机，拍下这幅现代化的《鹊华秋色图》。“我只能拍华山，而原画左侧鹊山的位置，正好是一片高楼，形成山一样的形状。”

拍当代山水，继续着他对中国景观的观察和思考。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翰看了一本书，影响了他整个的价值观——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现在，45岁的曾翰，依然有一半时间在路上，基本的状态就是开着车带着相机四处游荡。

“摄影刚好是特别有意思的工具，促使你去提问去思考，也回过头去观照自己在这个时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 END -

建筑界经常撞衫

有些也许是不小心撞到

而也有不少

就是厚颜无耻地抄袭

毕竟，人都是复读机了

那建筑，也有可能是复读机

而且越是中国的文化古城

反而越是重灾区

实在令人疑惑

朗香教堂

郑州“朗香教堂”，由于被柯布基金会投诉，已经拆除

伦敦桥

苏州“伦敦桥”

埃菲尔铁塔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埃菲尔铁塔”

望京SOHO

重庆“望京SOHO”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郑州“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克里姆林宫

北京门头沟气象局

威尼斯

杭州“威尼斯”水城小区

拉斐特之家城堡

北京“拉斐特城堡”酒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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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事顺利！

我们决定出一款特制版的手机壳

春节期间我们每天依旧会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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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礼物只是个小惊喜，

我们希望的是听到大家的声音，

做建筑师嘛，最重要的是开兴，对不对呀？

祝大家永不脱发，猪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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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ear's g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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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缘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接踵而至，其中还包括：

对天主教准开教禁、发还旧址，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通商口岸建立教堂。

各国传教士借此机会，将在华传教事业进行了扩张。

早在明朝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就积极在中国各地活动，但由于清朝禁教，基督教的发展受到限制，直至鸦片战争之后准开教禁。上图为利玛窦，图片源自@VCG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把两广总督行署夷为平地。

时任两广“宗座监牧”的法国传教士明稽章，看上了面朝珠江的总督行署原址，要求划给他建造教堂，但遭到了两广总督劳崇光的拒绝。

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国内形势岌岌可危，明稽章依仗法国侵略军势力，再次提出将总督行署原址永租给他建造教堂，并以“全城戒严”相胁，逼使总督劳崇光交出土地。

珠江畔的两广总督行署原址，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次年，中法两国签署协议正式确立广州圣心大教堂的修建。

咸丰皇帝诏曰：“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希望以此换来中法两国之间长久的和平。

02

困难重重

明稽章回法觐见法皇拿破仑三世，得到50万法郎专款。

又到耶稣殉难地——耶路撒冷的圣母墓地河急流中取一块石头作为“石室”的奠基石，再到罗马取一公斤的泥土置于基石下。

表示天主教“创立于东方之耶路撒冷，兴起于西方之罗马”之意。

教堂两侧有两块刻有日期及地点砖石，摄影师@潘伟光

法国教会专门请来建筑师Vonutrin和Humbert，仿照巴黎圣克洛蒂尔德教堂设计图纸，同时聘请了数百位中国工人参与修建。

1863年12月3日，教堂举行隆重的奠基礼，修建工作正式开始。由于这一天是耶稣圣心日，教堂又以耶稣圣心作为主保，故被命名为圣心大教堂。

教堂原型圣克洛蒂尔德教堂，图片源自@wiki

然而教堂的建设困难重重。

首先，教堂为全花岗岩结构，这大量的石材需要到新安牛头角开采，再用水路运回广州，路途遥远、运费高昂。

新安牛头角今香港九龙，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其次，由于缺乏机械，整个教堂必须手工建造。

但东西方建筑技艺差别巨大，没有一个工人曾经见过西方的大教堂，更别说有任何建造经验，只能凭借一个木制模型逐步摸索。

再加上建筑师与工人之间语言不通，起初几年进展相当缓慢。

修建教堂时所参考的木模型，现藏于广州市博物馆

后来，两位法国建筑师因水土不服相继离开，具体指挥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是广东揭西的石匠蔡孝。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建筑工匠，蔡孝巧妙地采用了若干中国传统工艺技术和材料，改变了建造过程中的困境，率领一班中国工匠辛劳工作二十余年。

不仅建造出了前所未见的大教堂，还将这座建筑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修建场景，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03

石头交响曲

二十五载，教堂终于完工，多少石匠为其奉献一生。要如何形容初见这座大教堂的惊讶？

数十根方柱拔地而起。

方柱拔地而起，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每根方柱的四面贴着一圈小圆柱成为集束柱，集束柱延伸经过15米高的柱头后，又向上散射出尖形的券，这些券相互交叉后汇集到拱顶的最高点，形成教堂的“骨架”。

在券与券之间填充上薄薄的“蹼”，构成完整的拱顶。

券架在柱子顶上，“蹼”架在券上，“蹼”的重量传到券上，由券传到柱子再传到地面，这便是哥特式教堂中最为精彩的肋拱券。

肋拱券结构，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同时，所有券都是尖券，更好的扩大了内部空间，又有助于力的传导。

自下往上看，整个结构好似从地下生长出来的一般，每个柱头都放射出好几个券，仿佛树木细长而挺拔的枝干向上发散，一直延伸到近三十米的拱顶，营造出一种神秘而轻巧的飞升感。

抬头仰望，教堂高阔的大穹顶，如同浪潮般一波波往前方扩散开去。

教堂内部结构仰视图，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然而整个拱顶除了产生向下的力，同样会产生横向的侧推力，这需要哥特教堂中另外一种特殊构造——飞扶壁，来承接。

在教堂的东、西、北三面共有24个飞扶壁，如同一双双凌空飞跃的手，衬托着教堂的外壁。

飞扶壁，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它们承接拱顶产生的侧推力，并且将这种侧推力传导到外侧的扶垛上，最后导向地下。

飞扶壁力的传导，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同时由于飞扶壁的存在，侧廊的拱顶不必承担中堂拱顶的侧推力，可以大大降低高度，中堂也可以开很大的侧高窗。

如此一来，墙壁失去了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彩绘玻璃。

飞扶壁、柱子与墙体、窗户的关系，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接着来到教堂正立面。

正立面分为三层，底层是装饰精美的三个门，门面呈后退“八”字形，上面凹入，组成了哥特建筑中极有特色的“透视门”。

“透视门”顶端三角山墙，山墙上以雕花盲窗为饰，简洁又不失精致。

二层的正中为直径接近7米的玫瑰圆窗，整体造型如同光芒四射的太阳，十字窗型与24朵花瓣都在隐喻着《圣经》中的典故。

玫瑰圆窗两侧各有一个尖顶拱窗，形成对称。

教堂正立面，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三层的两边为钟楼。

东钟楼内悬挂着铜钟组，可敲出四组音律，铜钟一响传出低沉、洪亮、清脆的钟声，可传至十里开外，这便是广州城里最早的报时大钟。

西钟楼的南、西、北三塔面，安装有罗马字钟面的时钟。

西钟楼，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座钟楼上高耸的尖塔，尖塔呈八角形，由铁件连接石块构成，越往上越锋利，营造一种直插苍穹的气势。

尖塔，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从高空俯瞰，教堂的平面为拉丁“十”字形，这在天主教的文化中既歌颂着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生命奉献精神，又是太阳、火、光明的象征，表现教徒对“上帝之光”的追求。

教堂拉丁十字平面，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04

多灾多难

然，战乱频频的20世纪初，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块净土可以从纷飞的战火中幸免，哪怕是尘世中的“天国”，受天主庇佑的“石室”。

“七七”事变爆发，广州成为日本轰炸的目标之一，坚固的“石室”却在一段时间内毫发未伤。

1938年8月，一架日机被中国军队高炮击中，撞毁在教堂前的沧海茶楼，“石室”拿破仑时代的彩色玻璃被震落过半，大时钟也被震停。

战争情景想象，制图@星球研究所 

1938年8月，一架日机被中国军队高炮击中，撞毁在教堂前的沧海茶楼，“石室”拿破仑时代的彩色玻璃被震落过半，大时钟也被震停。

解放前夕，蒋介石集团溃退南逃，炸毁海珠桥，“石室”的彩色窗玻璃绝大部分被震坏。

磨难远远不止这些，“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室”内原本所剩无几的玫瑰花窗的彩色玻璃被红卫兵砸碎，教堂内的长木椅、书籍被焚烧，部分墙壁、石柱因焚烧而破裂……随后教堂一度被当作废品仓库、垃圾处理转运场来使用。

再加上长期风吹雨打，“石室”早已伤痕累累。

直至改革开放后，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在各方人员的努力下，石室才得以陆续恢复原貌。

05

 如今 

如今，当我们再次凝视圣心大教堂时，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座高耸瑰丽的建筑，也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真实地记录这中国近代跌宕起伏的历史和百余年来沧桑变化。

经历了2004年～2006年的大修缮，“石室”已经焕然一新。

焕然一新的“石室”，摄影师@谢丰

战时损毁的玻璃，全部换成了从菲律宾定制的彩绘玻璃，玻璃上绘制着一个个圣经故事，被人形象地称为“不识字的人的圣经”。

每当阳光从彩色玻璃穿过，形成了绚丽奇幻的光线效果，浓烈的宗教氛围令人恍若置身上帝之所。

窗户和光影，摄影师@苏晓峰

定制的新时钟已经到岗，老时钟退休，入住博物馆养老。

屋顶脱胎换骨，不仅外部得到修复，内部也变成了更加坚固的框架结构……

“石室”以全新的姿态，与广州的其他名胜古迹一起，迎接世界八方来客。

“石室”夜景，摄影师@陈国亨

不仅是圣心大教堂，广州这个有着千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城市，还有拥有众多历史遗迹，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今天我们文化艺术的源泉。

如今，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如石室圣心大教堂一样得修缮维护，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但还有很多散落各地，未被受到重视。

本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广州市规划院、广州市岭南建筑研究中心联合星球研究所，正在做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卷调查。想要了解你心中关于广州以及广州历史文化遗迹的印象。

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们填写问卷，广州历史文化保护期待的你关注参与！

扫码填写问卷，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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