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带地下室的两层建筑，位于风景如画的考纳斯中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旧别墅区。新房子的构成保持了考纳斯现代主义的精神，混凝土面层上设计的圆形窗户给建筑带来了现代主义的印象。由两个体量组合成的的钢筋混凝土住宅被嵌入一个颇具表现力的下降地形中，因此建筑本身只会进一步突出地块的坡度。

这个矩形的地块被景观丰富了起来，而垂直的镂空混凝土栅栏为人行道引入了较小的尺度。

卓越的建筑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混凝土立面示人，展现其自然之美，而其粗糙的工业纹理被玻璃软化，与玻璃的轻盈和脆弱形成鲜明对比。这座建筑以其干净、原始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筑体量分为三层。第一层是通往地下室的通道，那里设计了一个可容纳八辆车的豪华车库。地块上没有多少能容纳停车位的空间。

部分开放的地下室的楼梯通向建筑物的一楼和地块的内部空间。房子的一楼分为两部分：玻璃和一个独立单元。自成一体的三楼中控台悬挂在玻璃部分上方，且由于玻璃立面的缘故，看起来像是悬在空中一样。一楼有一个带衣柜、楼梯和电梯的宽敞大厅以及厨房、餐厅和客厅。

一旦经由建筑物的玻璃部分进入建筑物，内部空间就会打开 – 透过玻璃可见的内院和露台，增强了体量的悬浮印感。露台另外设计有矩形混凝土支撑，和立面上重复的圆形开口。

内露台上方的二楼是悬臂式的，因为一楼仅由大厅空间占据。二楼设计有两间带独立浴室和步入式衣橱的豪华卧室。房子二楼的卧室窗户用独特的垂直混凝土板条遮蔽。这样的元素不仅打破了这个具有雕塑感的建筑，还缩小了它的尺度，并使立面变得活跃而柔和。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设计由一个太阳能发电装置。

项目图纸

△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立面图

△立面图

△立面图

△立面图

△剖面图

△剖面图

 项目信息 

建筑师: Architectural Bureau G.Natkevicius & Partners

面积 : 564 m²

项目年份 : 2021

摄影师 :Lukas Mykolaitis

建筑师 : A. Rimselis, G. Natkevicius

室内设计师 : E.Riaukaite, V.Giedra, I.Kinduryte, E. Mamedovaite

景观设计师 : A.Grabauskiene

结构工程师 : S.Milisauskas

地点 : 立陶宛，Kaunas

随便说说

1901年，有一个小男孩出生在一个爱沙尼亚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接受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大学毕业后的10年间，他辗转于多个设计院，却干着相同的绘图员的工作。直至34岁，才尝试去寻找自己的建筑理想，独立创办了建筑事务所。

02

这场浩荡的建筑改革运动依然不过只是社会发展（资本，权力与社会三者新的诉求之间的重新协调以达到新的平衡）车轮下的车痕，但是不论错位的动荡在当时不远的将来会引发怎样统一的结果，错位本身便象征着一种自我反省与挣脱束缚的思想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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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秩序一词在康的眼里是有更博爱的含义的。

最为典型同时也是将此理念贯彻地最为踏实的便是路易斯·康的理查德医学研究楼项目。每个研究单元的辅助用房（包括设备间，楼梯间等）均被置于矩形的研究空间之外，在立面上形成了富有哥特意向的竖向构图。服务与被服务空间彼此完整，同时又组成协调的模块单元。同理，单元彼此自成一体，但是组合成一整栋研究楼同样也不失其色。

07

参考文献：

[1]弗兰姆普敦. 建构文化研究

[2] 诺伯舒茨.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

[3]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论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

[4]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3] 叶蔚冬,龙玲. 路易斯·康的几何学

[4] 廖跃春.路易斯· 康建筑中的光环境研究

[5] 刘琦.曹亚楠.卢乾. 设计空间就是设计光亮——基于采光的路易斯·康作品解析

[6] 冯骥千,胡璇. “建筑诗哲”路易斯·康作品中的类型学思想探析

图片来源：www.baidu.com

部分文字来源知乎©一只建筑精

一只建筑精

1-格罗皮乌斯与纳粹不得不说的故事

书接前文，1933年底，格罗皮乌斯正式成为了第三帝国视觉艺术部的一名建筑师，编号706。

格罗皮乌斯在视觉艺术部的工作证

之后，格罗皮乌斯和视觉艺术部的首任部长欧根·胡宁（Eugen Hönig, 1873-1945）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诸多问题达成一致看法。

比如，格罗皮乌斯为现代主义在德国的遭遇愤愤不平，抱怨其遭受了太多来自纳粹的诽谤。再比如，他们后来共同促成了意大利未来主义（Futurism）1934年在柏林的展览，以及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876-1944）在开幕式上的演讲。

欧根·胡宁和马里内蒂

然而，也就是在两年前，同为建筑师的胡宁还和好基友Alexander von Senger, Konrad Nonn, German Bestelmeyer，特别是舒尔茨·农伯格（Paul Schultze-Naumburg, 1869-1949）组团代表纳粹猛烈地攻击了以“环社（the Ring）”、格罗皮乌斯为代表的现代建筑。他们热血的宣传小队——德意志建筑工程战斗联盟（KDAI , Kampfbund deutscher 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e）——在纳粹党报《人民观察者》中，将格罗皮乌斯称为“优雅的沙龙布尔什维克（elegant salon-bolshevist）”，将包豪斯称为“马克思主义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Marxism）”。

希特勒亲切接见德意志建筑工程战斗联盟的同志们，1933年

尽管如此，胡宁作为慕尼黑大学的建筑系教授，专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承包了大量慕尼黑市中心的建筑项目。胡宁并未受惠于他的领导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因而，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温和的。

罗森伯格（左）和希特勒视察工作

胡宁不但在纳粹早期允许犹太人加入文化部，甚至还支持右派现代主义者。例如，为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佩克斯坦（Max Pechstein, 1881-1955）举办展览，这使文化部拥有良好的公众形象。胡宁也一度成为纳粹早年间现代艺术家们抱有希望的关键因素。因此，当他在1936年末离开时，也成为纳粹全面反现代主义政策的信号。
格罗皮乌斯的政治倾向尤其有意思。最初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曾是十一月小组（November-Group）成员，并保有左翼观点。而且在1922年为卡普政变（Kapp Putsch in Weimar）的牺牲者设计了一座纪念碑。

格罗皮乌斯为卡普政变牺牲者设计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March Dead , 1922）

他成为包豪斯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雇佣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前来任教，而康定斯基曾帮助列宁建立了莫斯科文化艺术院。1923年，格罗皮乌斯还聘用了支持库恩·贝拉（Béla Kun, 1886-1939）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莫霍伊-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 1895-1946）。

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小伙伴们。从左至右分别是：Josef Albers, Hinnerk Scheper, Georg Muche, László Moholy-Nagy, Herbert Bayer, Joost Schmidt, Walter Gropius, Marcel Breuer, Vassily Kandinsky, Paul Klee, Lyonel Feininger, Gunta Stölzl, Oskar Schlemmer。

然而，格罗皮乌斯内心又藏着许多大秘密。他非常清楚需要保持政治中立，不想把包豪斯搞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大教堂”；他（后来密斯也是如此）告诫学生不要参加特定的群体性事件，比如，1920年被政府杀害的罢工工人的葬礼；他不断显示出避免对抗的倾向。
对于那些包豪斯左翼小伙伴经常乱喷而躺枪，格罗皮乌斯只能实力甩锅。他不断强调自己是非政治的艺术家。例如，他在写给德绍市长的信中就声称， 1923年施莱默（Oskar Schlemmer, 1888-1943）在包豪斯展上发表的引起对“社会主义大教堂（Cathedral of Socialism）”误读的文章，是在他休假时公布的，之后他就下令销毁了这些文字。

格罗皮乌斯发表的《包豪斯宣言》（The Bauhaus Manifesto, 1919）以及费宁格创作的“社会主义大教堂”的版画

格罗皮乌斯不断与他的继任者，即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汉纳斯·迈耶（Hannes Meyer,1889-1954）划清界限。这位“鲜为人知的包豪斯校长”是个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简直可以看做是建筑界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他将有限的生命都投入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在遭到格罗皮乌斯和康定斯基等包豪斯小伙伴，以及德绍市长的强烈反对，而在1930年8月1日以“共产主义阴谋”为由被驱逐出德国后，这位瑞士建筑师携众徒弟来到苏联，任教于莫建工，并投身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后来由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他又被迫在1939年辗转来到墨西哥继续“革命”。有关汉纳斯·迈耶的神奇故事有机会日后再表。

刚到苏联时的汉纳斯•迈耶，以及和家人的合照（摄于1930年）

总之，格罗皮乌斯极力反对包豪斯的政治化。可还是很难消解汉纳斯·迈耶对包豪斯内部思想和外部形象的巨大影响，即使和格罗皮乌斯穿一条裤子的第三任校长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也未能力挽狂澜，避免包豪斯最终在1933年关门的命运。

包豪斯的日本学生山脇巌（Iwao Yamawaki, 1898-1987）创作的《包豪斯结局》的拼贴画（The attack on the Bauhaus, 1932）

实际上，格罗皮乌斯还是一个德国国家主义者。了解其家庭出身，以及在一战中担任骑兵团官员之后，也许不难理解这点。甚至在离开德国之后的几年，他在重要的信件中仍然以德语问候；无论生活在英国，还是美国，他都不时强调自己是德国人。1938年，格罗皮乌斯成为GSD建筑系主任后，德国政府要求他缴纳帝国飞行税（the Reich Flight Tax），这项税收是纳粹为限制海外移民、遏制资本外逃所设置的。但格罗皮乌斯愤怒地回信，强调自己是荣耀的德国人，凭空被视为外逃的人而感到耻辱。
这种国家主义使他努力寻找一种与纳粹一致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产生于德国的新建筑是源自两个伟大精神遗产的结合，即古典主义和哥特传统。虽然辛克尔的尝试失败了，但德国真的要否认这次机会吗？格罗皮乌斯多次表示，我想要的并不多，只是想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要给我机会，现代建筑一定是爆款。
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 1907-1938）其实就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和国家主义综合的早期实验。格罗皮乌斯与其他建筑师一样，都认为制造联盟能够为新的帝国服务，使德国的工业更具竞争力，因为制造联盟的使命就是将艺术与手工业融入现代机械化大批量生产的系统中。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 1905-1981）也相信制造联盟的潜力，因为现代建筑的哲学就是建筑与机器融合而成的机器美学。

施佩尔为希特勒展示建筑方案

当施佩尔在1934年接管了制造联盟的工作而开始纳粹化后，格罗皮乌斯果断地选择了退出。眼看现代主义与纳粹的协作无望，于是他便寄希望于对现代主义相对宽容的意大利法西斯。
而他的意大利之路又会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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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阅读

1-格罗皮乌斯与纳粹不得不说的故事

扩展阅读
Jonathan Petropoulos. Artists Under Hitler: Collaboration and Survival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Michael Hays, Modernism and the Posthumanist Subject: The Architecture of Hannes Meyer and Ludwig Hilberseimer. The MIT Press, 1995
Claude Schnaidt. Hannes Meyer: Bauten, Projekte und Schriften. London: Teufen, 1965

迪耶·萨迪奇. 权力与建筑. 重庆出版社. 2007.
汤姆·沃尔夫. 从包豪斯到现在.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4.
https://www.bauhaus100.de/

格罗皮乌斯与妻子在伦敦滑铁卢车站，1937年3月12日

对于这位曾创立包豪斯，推动现代建筑，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领袖而言，过去的十年并不尽如人意。即便离开祖国来到英国后，似乎也未有所改善，仅有的一些项目或竞赛依旧成为炮灰，闲暇时间只能靠设计家具来维持生计，以及抚慰始终存于内心的设计理想。

这时，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向格罗皮乌斯抛来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够来此任教。

对他而言，若接受邀约，那很有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为实现德国的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然而，想到全球最好的教育资源、更多可能的建筑实践，格罗皮乌斯最终还是决定前往哈佛。

格老师和哈佛的学生在一起，1946年

虽然，赴美之前格罗皮乌斯便自带光环，但随后在新大陆获得的成功还是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

他成为哈佛大学GSD的绝对领导和精神领袖（即使在其退休后依然如此），他所创建的建筑教育范式影响至今；同时还和弟子共同创立了TAC建筑师事务所（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参与项目遍布全球。

格罗皮乌斯和TAC建筑师事务所的七大金刚

然而，抛开这些耀眼的标签，重新审视这位久居神坛的格罗皮乌斯，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和奇葩的问题值得关注。

1. 他在建筑作品方面的成就并不高，当然是和现代建筑F4的其他三位相比。作为F4中唯一的建筑学科班出身，格罗皮乌斯当然是赢在起跑线上。当柯布西耶、密斯还在为某个土豪甲方的住宅设计又要改图而骂娘的时候，格罗皮乌斯已经完成了法古斯工厂（Fagus-Werk Factory, 1911）、德意志制造联盟展科隆馆（Model Factory of the Deutscher Werkbund Exhibition in Cologne, 1914）等著名的大型现代建筑，当然还有后来的包豪斯校舍（Bauhaus Building, 1926）。然而，他的职业生涯后期却并未像其他三位大师那样杰作频出。

格罗皮乌斯和阿道夫·迈耶，法古斯工厂，1911

格罗皮乌斯和阿道夫·迈耶，德意志制造联盟展科隆馆，1914

2. 他不会画图，这也是他著名的“黑点”之一。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与别人合作的，从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 1881-1929）、麦克斯韦·福莱（Maxwell Fry, 1899-1987）、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 1902-1981）到TAC，从一人到七人，这在英雄主义和个人表现的现代建筑语境下是极少见的。赖特就曾说过，“一个作品要么是你的，要么是我的”；而格罗皮乌斯的作品都是“我们”的。

格罗皮乌斯合作过的建筑师，从左至右分别为：阿道夫·迈耶、麦克斯韦·福莱、布罗伊尔。

3. 他创立了包豪斯，但为何经营十年之后却辞去校长一职？在他的任期内，包豪斯相安无事，而之后的六年却经历了两任校长并直至关门。是否可以假设，若格罗皮乌斯继续担任校长，也许可以为继更长时间，甚至避免关门的命运？

格罗皮乌斯之后的两任包豪斯校长：1928-1930任期的汉纳斯·迈耶和1930-1933任期的密斯

4. 他1928年离开包豪斯，但1937年才到达美国。这十年间，（鬼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5. 他是如何获得哈佛的教职，在哈佛又是如何推广自己的教学理念，最终的结果又如何？

这些方面可能是因为忽略，也可能是因为隐瞒，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浸透着格罗皮乌斯的苟且和远方。

露西娅·莫霍伊（莫霍伊·纳吉的妻子）为格罗皮乌斯拍摄的大头照，1927年

想要搞清这些问题，故事需要从1928年说起。

那年，格罗皮乌斯辞去了包豪斯校长一职，转而从事心心念念的建筑实践。正如那些牛逼闪闪的人一样，格罗皮乌斯同样拥有无比的自信，他相信自己不但已经创办了影响世界建筑史的教育机构，而且还要通过建筑作品来推动他所倡导的“新建筑”运动。

在包豪斯校舍外上建筑理论课的学生，1932年

格罗皮乌斯的许多建筑主张都与纳粹的某些价值取向不谋而合。例如，他们都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格罗皮乌斯在其校长任期内就曾公开论述过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并且和包豪斯小伙伴讨论机器是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标准的，自动化、批量生产、预制等方式是如何作为社会改革基础的。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绿色建筑。格罗皮乌斯设计的住宅通常不超过四层，并且拥有花园空间。他希望人们都能生活在绿树环抱、占天占地的优美环境中，而不是龟缩在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中。然而，绿色也可以被看作是更广泛的种族主义，希特勒就曾提倡城市居民逃离不健康的城市，恢复原始的德国乡村。

格罗皮乌斯等，卡尔斯鲁厄住宅项目（Karlsruhe-Dammerstock Housing Development），1929年

对技术潜力的欣赏、现代性与自然的平衡，这些都是格罗皮乌斯和纳粹党的共同追求。格罗皮乌斯认为他可以为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1933-1945）设计出种族的、高效的、最前沿的建筑和城市。

而这种以民粹主义和社群主义概念设计的社区（Volksgemeinschaft）完全契合纳粹的价值观，甚至纳粹党报《人民观察者》（Völkischer Beobachter）在1920年代还表示过支持现代主义的住宅项目。

1926年至1932年间，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小伙伴在柏林、卡尔斯鲁厄、德绍等地就设计了大量代表生活品质、健康的住宅项目，许多人离开了他们拥挤不堪、肮脏的公寓，搬进了崭新的住宅。

格罗皮乌斯等，卡尔斯鲁厄住宅项目（Karlsruhe-Dammerstock Housing Development），1929年

格罗皮乌斯等，德绍住宅项目（Dessau Törten Estate），1929年

格罗皮乌斯等，德绍住宅项目（Dessau Törten Estate），1929年

某种程度上来说，格罗皮乌斯对改善城市生活品质的欲望与纳粹所宣扬的城市发展观有许多共通之处，格罗皮乌斯的住区拥有纳粹信奉的“鲜血与祖国（Blood and Soil）”的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格罗皮乌斯就是纳粹，只是说明他们拥有许多共识可以开展共同的事业。
格罗皮乌斯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在第三帝国谋有一席之地，这与他的生活背景也不无关系。

格罗皮乌斯生于传统且优秀的柏林家庭，可以算是个“官富建三代合一”。父亲工作于柏林建委，叔叔马丁·格罗皮乌斯（Martin Gropius, 1824-1880）是一位著名建筑师，曾是德国19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的属下。

叔叔马丁·格罗皮乌斯和青年时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格罗皮乌斯在柏林工业高等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in Berlin)学习建筑，就是现在的柏林工业大学。后来，进入了著名的贝伦斯（Peter Behrens, 1868-1940）的建筑事务所工作，也正是在那里，认识了两位大山里走出来屌丝：密斯和柯布西耶。密斯就曾说，格罗皮乌斯根本没要工资。

贝伦斯建筑事务所（1908年），左一是密斯，右一在看图的是格罗皮乌斯。

一战时，格罗皮乌斯更是成为了一名杰出的骑兵团成员。要知道，看重阶级出身的骑兵团可不是你想加，相加就能加。

格罗皮乌斯在一战时的制服照

总之，格罗皮乌斯拥有极强的、甚至是令人羡慕的个人魅力。因此，在其它方面极其成功的格罗皮乌斯也坚信，自己同样能够为纳粹所接受。1933年12月12日，虽未加入纳粹党，但他正式成为第三帝国视觉艺术部（隶属于文化部）的成员，编号706的一名建筑工程师。

格罗皮乌斯在视觉艺术部的工作证

从格罗皮乌斯的工作证上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签名潇洒飘逸，但照片中紧闭嘴巴，神情严肃紧张，并呈现出一种悲伤和愤恨。他深知自己需要这张工作证，以实现他作为建筑师的抱负。

而他想要的，不只是在纳粹谋求职位。进入视觉艺术部后，格罗皮乌斯遇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贵人，虽然两年前这位贵人还骂过他。

而这位贵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

扩展阅读

Jonathan Petropoulos. Artists Under Hitler: Collaboration and Survival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dreas Schätzke. Deutsche Architekten in Grossbritannien : Planen und Bauen im Exil 1933-1945. Stuttgart: Edition Axel Menges, 2013.

Jill Pearlman. Inventing American modernism: Joseph Hudnut, Walter Gropius, and the Bauhaus legacy at Harvar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7.

迪耶·萨迪奇. 权力与建筑. 重庆出版社. 2007.

汤姆·沃尔夫. 从包豪斯到现在.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4.

https://www.bauhaus100.de/

圣经博物馆是专门收藏最古老书籍的博物馆，这所全新的博物馆建筑有8层楼高，建筑面积约为40000平方米。该建筑的前身是一所位于华盛顿西南部建于1922年的冷库。新博物馆的设计精髓在于其对现代主义的坚持，包含了独特的建筑形式和最前沿的科技。建成后的建筑就像是手稿里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添加和删除，有着多个版本的历史痕迹。建筑设计本身并没有简单的复制圣经的符号，而是通过大量的隐喻和微妙的暗示。

建筑本土结合了时代审美和经典设计。圣经博物馆的建成体现了多方的同心协力，鼓励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博物馆的亮点体现在其划时代的建筑功能上，是代表了当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博物馆设计。相较于传统的博物馆主要包含展览空间，演讲和教育活动的空间，商店和咖啡厅；圣经博物馆的功能不止于此，其功能设计具有更大的野心。

圣经博物馆的设计囊括了许多功能，与其定义为单体建筑，这栋博物馆更像是一个建筑的集合体，由相关的功能连接。这一切都建立在紧张的城市空间里，并且大部分空间也被现有的建筑限制。为了在复杂的空间中找到秩序，建筑师使用了辐射状的动线系统，主要的动线中心为明亮平静的空间，为参观者提供一个可以休息和重新定位的空间。

动线组织：

▲ 一层平面图

博物馆的动线中心链接了屋顶的建筑，包含一间餐厅，一个会展空间和一个大型的表演艺术中心。链接表演中心和舞厅的是一个曲线玻璃立面的预备区，在这里可以眺望远处的华盛顿国家广场和其他的地标建筑，视觉上连接了参观者和周围的城市。

▲ 屋顶餐厅

▲ 展览空间

▲ 表演艺术中心

▲ 观景台

在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建筑师，承包商和策展人强调了博物馆和所处地块之间偶然建立却时刻存在的联系。圣经博物馆于2017年11月17号开放，博物馆所处的地点特殊，位于4号大街的文化轴线上，链接了华盛顿国家广场和其他主要的文化地标。圣经博物馆的建立进一步提升了城市中心的复兴，在城市快速变化的同时带来了拥有迷人历史的一角。

设计图纸：

▲ 总平面图

▲ 地下层平面图

▲ 二层平面图

▲ 三层平面图

▲ 四层平面图

▲ 五层平面图

▲ 六层平面图

▲ 剖面图

项目信息：

设计方：SmithGroup

地址：400 4th St SW, 华盛顿，美国

类别：博物馆

主创建筑师：David Greenbaum, FAIA (SmithGroup)

建筑面积：430000.0 ft2

项目年份：2017

摄影师：Alan Karchmer, Alex Fradkin

厂家：Bendheim, Trimble, LV Wood, McNeel, Autodesk

设计团队：Sarah Ghorbanian, Assoc. AIA; Marcus Wilkes, AIA; William Jones, AIA; Don Posson, PE; Ionel Petrus, PE; Bettina Neudert Brown; Su Sie Lim; Cheryl Brown; Viral Amin, PE; Rodrigo Manriquez; Luke Renwick; Elisa Santoyo; Sara Lappano

历史保护：SmithGroup

MEP工程师：SmithGroup

灯光设计：SmithGroup

防火与人防：SmithGroup

客户：Museum of the Bible

景观设计：Michael Vergason Landscape Architects

结构工程师：Tadjer Cohen Edelson

历史资源：EHT Traceries

艺术家：Larry Kirkland

展览设计：Technomedia Solutions LLC

皇家图书馆是哥本哈根滨水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表面覆盖着黑色花岗岩，线条简洁利落、立面闪闪发亮，被世人誉为“黑钻石”，是哥本哈根的建筑瑰宝之一。

项目位于哥本哈根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区，扩建工程将原有的传统图书馆彻底转换为新型开放式文化建筑。建筑开放，而且本质上是民主的，包括咖啡厅、书店、展厅、餐厅、科学和图书中心、屋顶露台和可容纳600人的音乐厅，可举办音乐会、戏剧表演和会议。扩建后的图书馆总体规模扩大了一倍，开放书架可容纳超过20万册图书，而之前的容量为4.5万册。共有六个阅览室，486个座位。

新图书馆有七层和一个地下室。实心的黑色立方体被一个巨大的玻璃中庭一分为二，中庭容纳了大部分公共功能。这个中心空间，可以欣赏滨水的全景，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日光来源，分散到整个建筑中。

所用的建筑材料很少——石头、钢材、玻璃、木材和混凝土。柱子和墙壁是光滑的，在现场用丝绸亚光、彩色混凝土浇筑而成。石头、钢铁、玻璃和木材“自然”地保留下来，以反映建筑的简单性和逻辑性。材料的微妙颜色为房间提供了一个中性的背景，以配合建筑中进行的活动。

艺术是图书馆建筑的组成部分。五位艺术家的作品分别点缀在出借区的桥上、女皇大厅、鱼和Søren Kierkegaards广场。这些作品是对场所和房间特殊性质的诠释。

建筑细节：

设计图纸：

项目信息：

• 建筑师

  SHL

• 地址

  哥本哈根，丹麦

• 类别

  图书馆

• 建筑面积

  21000.0 平方米

• 项目年份

  1999

• 摄影师

  Adam Mørk

• 厂家

  Falcon Lifts

• 景观设计

  Schmidt Hammer Lassen Architects

• 工程师

  Moe & Brødsgaard

• 声学设计

  Anders Gade

• 客户

  Danish Ministry of Culture

• 面积

  7000 平方米

现代主义在当今社会语境下似乎变成了一种标签，实际上这是没有搞清楚何为现代的问题。

王昀在他的设计作品中 ©方振宁

古代和现代不只是形式上的区别，也不是时间的概念，确切地说是观念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具体地表现在怎么看待“人”的问题，是把人看成是“方言”的人，还是“标准话”的人。

现代和古代并不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若是如此，那么昨天的人都可以被称之为古代人，今天的才是现代人；二十年后的年轻人会说我们是古代人，他们是现代人。

所以单纯以时间上的概念去定义古代和现代是有问题的。

当人被以地域刻意划分时，一个地域的人到了另一个地域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就会产生鄙视链。曾经的古代，交流非常少，人并不被视为是一个具有共同性独立的个体。

当时人和人之间是有阶层的，有人生来是贵族，有人生来是平民，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古代的，产生这一切首先是交通不便造成的结果。这种以一种地域的概念去思考问题，视整个世界并非大同和共通的状态是古代的观念。

现代讲究的是种族无差别，

现代所探讨的是人类的共通点。

现代的视点就是研究世界共通点，

而古代则是以“部分”来区分。

一旦理解了现代与古代的区别，那么建筑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就不言而喻了。

建筑师是做出一个一小部分人喜欢的作品，还是做一个世界人民普遍喜欢的作品，好比智能手机，表现出的趋向是让世界人民都会喜闻乐见的状态。对于建筑，世界人民都喜闻乐见的建筑究竟以什么样的状态呈现，这是现代主义建筑要探讨的问题。

在当代所新盖的建筑也不一定是现代的，关键还是在于观念，是以局部的方式看待世界，还是以世界的方式看待局部这是根本性的分水岭，这并非形式的问题。

举一个不是那么恰当的例子吧，

比如山南省（虚构省份）的人，建造了一个具有山南省特色的建筑，而在山北省（虚构省份）的人来看的话可能就不喜欢。或者说一个中国建筑师在美国各处盖满太和殿、一个美国建筑师到中国来将每个建筑都设计成白宫。

那一瞬间人们会感觉到一种文化侵略感。

现代设计和传统设计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设计的受众面较小。而现代设计则要具有世界的共通性，比如一家做茶壶生意的，如果其茶壶设计的世界人民都认可的话，那么就能从商业上收到最大效益。再比如若是时装设计师思考的是如何让全世界都喜欢他设计的服装，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话，那么这个品牌就会走向世界。

同样的逻辑，若是中国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作品能让世界人民都喜欢的话，其建筑的试验场不再仅限于中国，中国的建筑师能够给任何国家盖房子，那么那些国家都会变成中国的试验场，当然这是从对方的角度来看。

十几年前王昀就在说“用世界语讲中国故事”。

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听得懂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

王昀在深圳介绍他的“盲目绘画”©野城

如同我们设计的手机、服装、建筑等，用现代设计语言进行设计。

现代设计语言进行的设计从表面上看与世界各国的没有什么两样，但仔细看实际上里面是有微差的。比如华为、苹果、三星的手机都有相似的地方，但当三部手机摆在一起时，人们能很快分辨出哪个是华为。虽然它上面没有中国的花边图案，它的按钮也不是花瓣或珠子形状，形状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异，可这里面还是表现出了中国设计师的特征与特色。

百子湾小区中学

很多人认为“现代”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认识。“现代”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它不是时间点，“现代”是一个观念。而“当代”才是一个时间范围，所以当代建筑和现代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代建筑可以是古典的，也可以是折中的，也可以是现代的，是在当下这个时间范围内所做的判断。现代建筑不是时间的问题，100年前的是现代建筑，今天的也还是现代建筑，这是以观念做为判断。

其实当一个人永远站在高视点去看别人，认为别人就是下贱、卑微的，这件事本身在观念上就很“古代”，“古代”的状态永远有种族的差别、文化的差别，在对于问题的判断时，要么自己优于对方要么自己劣于对方。这个也是传统建筑史观所带来的最大问题。

超越狭隘的自我、狭隘的地域、狭隘的文化这些束缚的时候，世界才有可能一体化、全球化，现在的世界是无法达到那种状态的。因为整个世界的观念和思考方式普遍还依然非常“古代”。

60平米极小城市

谈到柯布西耶，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把整个人类作为一个根本来思考的时候他是现代的，如萨伏伊别墅，探讨了人类共同的一个家的取向，如同现在的手机一般。而不是他后期那些表现自我的时代，尽管他后期的作品也很精彩。

“现代”不是离去了， “现代”其实还远远没有到来，现代是判断一个人是站在地域的角度还是站在宇宙视角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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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玛·艾柏利（Dietmar Eberle），奥地利晚期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建筑系主任，世界建筑领域光影营造大师，高舒适度、微能耗住宅的推动者。在全球共有400多个建筑作品，曾荣获密斯.凡.德罗建筑大奖。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22篇讲座，

由奥地利晚期现代主义建筑大师Dietmar Eberle主讲，2017年10月19日，阿尔托大学主楼建筑系举行，

由芬兰阿尔托大学刘伊宁总结整理。

前言

本以为建筑是大众学科，毕竟我们生活的城市处处被建筑物包围。然而每每当笔者发表自认为浅显易懂的建筑介绍文，父母总会心切地点开后大呼“太专业”。这不禁让笔者反思，是不是我们内行在谈论建筑的时候总是带着些诗意和理想，而少了很多烟火气呢？就像身处 的我们在各种书籍和媒体的“洗礼”下把建筑师生涯幻想得太美好，而工作后因为落差变得怨声载道。最近很火的“建筑系男神”吴彦祖提起自己班上曾经的学霸时就说：“他是个很有天赋和想法的人，只是工作后的他每天重复着没有发挥余地的工作，我看着失去光芒的他总觉得很可惜。”

本科的时候笔者对于建筑理论很是抗拒，读到了研究生的尾巴才知道理论和实践原来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当时能遇到演讲人Eberle这样直率坦诚的老师，笔者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

同是德语母语者，这位瑞士长大的奥地利建筑师却并不像德国人那么严肃，倒是很像个建筑老顽童，开场就跟我们在一直开玩笑。坐在台下原本毕恭毕敬的笔者心想着，还好遇到个不怎么“正经”的演讲者，因为我也本不是个正经的记录者。

讲座内容

「建筑永远都是未完成时，它既是一种发展，也对应着时间尺度下的一种关系。我深信建筑是它所在时代的纪录片一样的存在。它是最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的纪录，既不是关于流行也不是关于个性，而是建筑所形成的氛围。对我来说建筑一定是文化的载体。」

老朽并非傲娇建筑师

先跟大家说好了，我的项目都是集中在中产阶级，既不是后50%的人口也不是最上层的人，而是中间的一小部分。因为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明白，如果我把目标群体设定的范围过大，那么对社会的助益就会减少了。

我有时会说，我做的是“周日建筑”而不是“平日建筑”。大家想一下，周末人们都会去哪里？有人去博物馆有人去教堂等等，那么平日呢？去工作去读书去睡觉。总的来说就是周日的活动活动准则与往日是不同的。在周日我们需要纪念活动、需要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如果每天来一发，那真是没活路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周日的行为模式搬到日常中去，反之亦然。

正因为两种模式如此不相同，在生活的某些瞬间我们才需要决定到底要做什么，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你越是深入地了解，越发现自己需要特定的知识去实现这些不同的活动。

时间都去哪儿了？

纵观建筑历史，我们时常在讨论空间、讨论建筑，但是我们却很少提及时间。那么时间到底对于建筑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现代主义发展的时期，也就是二战之后，我们讨论的一切无外乎“量”，因为我们一切百废待兴。什么都在追求更高更大、更快更强，换言之一切都在跟数字较劲。我们原以为这些建筑寿命能达到60年，现在看来并不现实。因为生态上和经济上都不达标。

因此我们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建筑应该拥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吗？

研究表明，建造长生命周期的建筑有两个标准，并不是关于技术层面的，而是关于社会和文化的接受度，关键点在于有人喜欢你的建筑。如果这个没人喜欢你的建筑，社会绝不会觉得弃之可惜，只有惹人爱的建筑才会遗留下来。所以各位去老城区所看见的从来不是某段历史，而是那段时间社会认为有用和喜欢的建筑。老建筑的保护也是一种选择而已，史实永远千头万绪，选择却比历史清晰得多。

关于时间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在1910年的时候我们住宅的寿命大约是60年，现在的大约82年，未来的寿命按照这个发展速度会变成195年，这明显不现实。另一个例子是，在1910年的欧洲人均建筑占有面积是15平米，现在则是85-90平米，未来再发展一百年会变成450平米，我们知道这也是不可能的。看完上述例子，如果我们还认为未来会是过去的延续，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们生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你们以后就可以说我们这些糟老头做出来的全是糟粕，因为你们以后更会搞事情。所以现在是个值得玩味的时间段，我们都知道未来肯定日新月异。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反问自己，过去的哪些经验我们可以拿来应对未来的发展？还有什么新的知识需要我们去探索？

质量都去哪儿了？

人们都对数字很敏感，讨论起成就长篇累牍，但是讨论起质量就寥寥数语。建筑师们真的应该花点时间去思考和研究质量的重要性了，尤其是对于高度发达的国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变换我们的发展方向。我知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量依旧是首要目标，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目标就太玩火了。

做设计的时候，我们经常先讨论功能布局，但是功能往往代表了“量”的增长。对于“质”则是很不明智的决策。重视建筑的功能，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演化而来的结果。在那之前我们注重秩序和体系，还有技术。在现在这样一个很特殊时期，建筑的使用往往只经历一代人，也就是二十年。出于经济和生态的考虑，建筑的生命周期却不应该限于此。

讲真，我觉得对于功能的偏重就是一个历史错误。

不转不是建筑师

旅行时你能看到那些历史建筑，他们并不是以功能为主设计的，文化不同社会不同，那么所需要的功能也就不同。在大家的认知里总觉得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苏黎世这样的城市，91%的户型都是一到两人，这意味着没有家庭组织。再说个更耸人听闻的，在斯德哥尔摩这个比例是93%。就算在农村也没有超过50%的住户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看看现在的数据我们得到一个很简明的结论，你们这些年轻人结婚越来越晚，离婚越来越早。独居的比例越来越高，人们也对此很紧张。因为他们觉得社会发展方向不对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在欧洲，诞生在家庭以外的新生儿数量最高的年代是1910年。所以我们也只是回归了常态而已，因为“家庭”在社会组织中是个非常新型的概念。它将如何转变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些数据在急剧变化着。我不确定你们对这段社会历史是否有兴趣，如果感兴趣可以读一读中世纪或者19世纪的部分。之后你就会明白，首要的社会组成并不是家庭。我知道你们接受不了，但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我们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才强调家庭概念，因为家庭组织稳定和谐，更好控制。现在我们讨论住宅都是以家庭为重点，尽管家庭已经不再是社会现实了。所以我们是在为少数人而设计。现在你们可以在欧洲看见很多其他的发展和尝试，为不同形式的组织而设计，不过也仅仅是住宅。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大公司的管理组织只有五年寿命，如果没有及时更迭那么整个管理层就要大换血，因为流动性不够。公司组织对于大楼的组织却有着直接的影响。我能给各位举出上百个例子，为什么建筑的生命周期超不过一代人。人们会觉得我们现在的行为思想会延续百年，但实际上不会，万事万物都在发生着转变，我们建筑师就也要跟着有所转变。

五大要素，一个对策

建筑师的决定都是强有力的。

我们分析现有的建筑系统不难发现，建筑为公众来带很多贡献。也就是说，建筑师应思考如何把建筑呈现在公众面前。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值得发展，这种思考才能延长生命周期。

如果我们分析赫尔辛基这样的老城，我们会发现最古老的部分其实是街道而不是别的。我们在讨论城市化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是在讨论如何在公共空间放置体量，这也是建筑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二十世纪我们谈论建筑物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使用者和维护者，建筑师会关心他们的使用反馈。如果要我说，在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使用者不是进入建筑的人，而是经过建筑的人。因为只有这个经过你建筑的人喜欢你的建筑，才延长了建筑的使用寿命。

当我们谈论质量的时候，要明白与使用者的沟通也很有意义，尽管他们并不能决定建筑的使用寿命。建筑的生命周期在于经过者的感受和思考。越注重可持续，就越应该注重建筑的质量。不是内部的质量，而是建筑和周边公共区域的关系。这是拥有长生命周期建筑的关键。

关于第二项，承重结构，如果你是瑞士工程师的子女你可要小心了。法律规定工程师要对结构负责一百年，如果父亲去世了子女要继续承担责任。倒霉孩子你自求多福吧！

第三个建筑的要素就是建筑的外壳，一般的使用年限是五十年。关于内在和外在的连结，在建筑表皮的背后有着数不清的能源课题。然后我们看到第四项建筑的功能布局，二十年也不算短了。立面和室内表面大概有10-15年的使用寿命，之后就需要翻新了。

建筑师所做的决定都是有关于截然不同的时间框架和生命周期的。思考的策略就是试着做出分离不同的时间框架的设计，这样我们才能在不需要额外因素的条件下轻易地做出改变和调整。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筑的质量，因为只有建筑的质量才能影响社会的接受度，这才是获得超长生命周期的关键。

建筑老顽童手把手教你怎么“耍任性”

比利时布鲁塞尔市中心皇宫附近黑白图底

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这个我最喜欢的方案之一。在皇宫旁边做设计，很少有公司敢接这种烫手山芋。中央车站也在这个附近，所以这个区域的建筑密度非常之高，可以下手的地方太少了。这个小区域的建筑层数是普通地方的六倍，在高楼林立的中国也只是2.2倍而已。

布鲁塞尔皇宫广场办公楼一层平面图（Montagne du Parc Office Building）

说起这个方案也是想解释一下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建筑设计是关于寻找。我会先把场地都占满，然后取走能让建筑采光的最小体量。大家看城市图底，只有把公共区域或者私人区域取走才能给建筑带来采光。如果建一个25m的大体量，要先想想把什么部分切除到最少，能给建筑营造最好的氛围。这是欧洲、地中海城市共有的秘密武器，也是19世纪的。我们总觉得我们设计的是新建的体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是截然相反的，你设计的部分就是你取走的部分，是白色的公共区域部分。类似的城市还有巴黎，几乎所有公共区域都被建筑物填满了。所以当你去欧洲城市的时候，首先要接受它被填满的事实，然后再考虑你想从这个被各种体量填满的地块取走什么样的一个区域。

布鲁塞尔皇宫广场办公楼（Montagne du Parc Office Building）

在比利时人们有把所有的外观都做成曲线的文化传统。他们喜欢把一个准则用在整个城市。所有建材都是天然石材。这个表皮考虑了内外两种使用者的感受，因为外在表现需要石材的体量感和庄严感，因而使用了和周围建筑同种类的石材。而内部使用者期望能窥见室外的风景，所以立面并不是密不透风而是多了玻璃幕墙和角度扭转的承重柱。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设计并不是刻意去创造，而是在过程中先寻找再利用。

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如何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才是更有效的。这才是在生态效益背景下提高建筑质量的最佳策略。

Vodafone办公大楼

接下来是阿姆斯特丹的项目，在中心火车站旁边。被选中的地块将要被设计成中世纪那样的建筑密度。这是阿姆斯特丹的老城区，从图底关系我们能看出也没什么下脚的地方了。这个在火车铁轨旁的体量和它的平面图一样简单，我说过我对于建筑的使用不是那么在意。所以建了承重结构、表皮和楼梯之后，就告诉人们你们拿去爱咋咋地吧。所以不好意思你们要是想看布局和细节老朽都没有，我只考虑大的格局。所以做类似的建筑的时候我从来不擅自决定人们使用它的方式，而是把选择权交还给使用者。我希望我的建筑能自主地生成应有的使用方法。

Ardeko办公大楼基地图底

Ardeko办公大楼一层平面图

Ardeko办公大楼剖面图

下一个项目在巴黎，著名汽车公司搬到郊区之后，城区里留下一大片空地。我特别欣赏巴黎的城市策略，他们只对街道有规定，而把各个街区独立出来分别搞竞赛。我们这些老头接过这些街区来做大体量，然后其中一个老家伙做完整体之后把建筑单体交给了年轻建筑师，这样新老两代就有了对话的机会，真是个交(tou)流(lan)的好机会。我自己那栋是这个街区最大的体量，我把整个体量分割开来，让人们可以穿梭其中。然后老朽又开始犯懒了，附近其他老建筑都是天然石材的立面，我也用了一样的石材。巴黎这么美的街面为什么要被我改了？我唯一做的就是把这么大的体量打碎成三部分，在各个层进行一下连结。

Lohbach住宅

Lohbach住宅

下一个项目是社区住宅，也是唯一一个能耗比普通住宅少70%的社会住宅。立面设计很特别，每一片都可以独立控制开启。我也说过我不想规定别人的居住方式，所以我们只设计了外壳、核心交通、承重结构。之后请了三个科技大学的学生跟三百多个住户沟通需求，设计了完全不同的户型。

La Maison du Savoir大学建筑

La Maison du Savoir大学建筑剖面图

这个建筑长180m，水平体量主要是演讲厅，塔高100米。大家觉得高层里面的人都是谁？当然是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和爱搞事情的学生组织啊。系主任之类的老人家才不喜欢高楼呢，但我知道你们喜欢的。教育建筑做这么高不多见，之所以这个竞赛设计成这样还是因为周遭环境。基地东侧是钢工厂，西侧是很多办公大楼，银行之类的。当时我跟学校说，我们作为大学不能活在银行的阴影下啊！我们的高层要赢过旁边的银行才合理啊！毕竟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比银行大的多了对不对！这个项目也造就了欧洲第一个不使用机械通风的高层建筑，里面不但没有机械通风也没有制冷设备，只有一点取暖设备。

ETH e-Science Lab新楼

下一个案例我们讨论的是建筑表皮，设计的要点就是从四月到十月末，阳光都不会直射在任何一寸玻璃上。在夏日保持低温比冬天取暖要难很多，所以这个立面只剩下了如何避免阳光直射的问题。一般解决办法都是通过机械设备实现，但是这个建筑不走寻常路。

平面其实十分简明。设计策略就是先确定中心位置的核心功能，比如演讲厅，周围布置其他重要功能。楼梯被放在了四个角，空间的连结和分隔就这样完成了优化。这栋建筑最大的特色是墙面可以随时更替。传统的设计里面，照明、通风都和墙面是一体的，这个项目里面却都是独立的。

ETH e-Science Lab新楼

在我们大学每个新教授都会有自己的办公室，而他们也会自行布置。人事变动带来的装修费用很高，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就把墙体和设备剥离开来。

ETH e-Science Lab新楼

如果使用机械通风，那么很多窗户不能打开。在这个项目里面就没有使用机械通风，而是让走廊上每一间办公室对应的窗户都能打开。你们也知道搞研究的都爱抽烟，这个地方也变成了人们交流最多的场所，教授们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大家不用走出大楼，只是踏出办公室就能享受到新鲜空气和吸烟的快感。

2226办公楼

现今世界所使用的技术在我看来都不是完全的合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所知的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通风取暖冷却等设备的办公楼。它坐落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室内的温度其实跟人们在室内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不但排放二氧化碳，而且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型发热器，每小时放热100瓦，跟电热器比不了但是大家也都不赖，吃进去的一点也没浪费。这个大楼能自动开启关闭窗户和门，还有照明设备。我们需要的是22-26之间最舒适的温度还有新鲜的空气，也就是内外二氧化碳含量要差不多。如果运用机械通风的话人们总会觉得哪里不对劲。湿度也会因此从40%变成30%，这使得疾病感染率提高了一倍，因此很多瑞士的医生觉得机械通风很不利于健康。

所以在这个项目我们要找寻什么呢？什么是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有的是绝佳的空气质量，当然我们还需要照明和开窗。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就是把已有的条件整个在一起用软件进行最优分析。第一步我们研究的是建筑内部在没有人使用的情况下，内部温度一年的变化。

第二步我们需要模拟使用情况。蓝线是室外温度，绿线室内。

第三步我们就要试着用各种方法把绿线，也就是室内温度控制在22-26这个图块里。

以上就是优化过后的效果。

讲到最后我突然想起自己有个特别有趣的客户，是一位女士，她每一年都会来找我，说自己赚了点小钱想做个新的建筑，我们已经合作了七年之久。很多人问她为什么总是把钱花在建筑上，她说因为设计出好的建筑能全方位提高生活的质量。

后记

从本演讲中我们能看出Eberle教授是十分反对建筑工业化的，注重建筑质量的他十分推崇瑞士和葡萄牙的工匠精神，对于高度工业化的英国和荷兰建筑业则十分失望。近年来做过不少中国项目的他也对中国的文化风俗了解甚多，讲座之后他还就风水与建筑朝向问题与学生展开了讨论。本着尊重本土文化风俗原则的他，在中国的项目都很贴合场地尊重自然，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

教授发现坐在第一排的笔者正在录音，就尽量站前排位置，即使踱步到远处也会放大音量，更时不时调皮眨眼。要不是他满头华发，很难想象面前这位活泼的建筑师已经是位65岁的老者。

作为一个建筑师，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水平，更是个人魅力。就像一个留美的台湾教授对我说的，建筑师也要是生意人。而那些像Eberle一样要在教授、建筑师和生意人身份间自由转换的，一定是极富个人魅力的、有十足观察力的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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