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工修复的古代佛像

而更多的，已经在一次次隆隆作响的城镇化进程里，消失在遥远年代的古迹。那些北京的老城墙、赣州八镜台、重庆万州桥、嘉兴三塔……只能在文献里惊鸿一瞥，再难觅影像。

北京庆寿寺双塔

800多年历史

修西长安街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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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寿寺双塔原址在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28号。双塔在寺西侧。一塔9级，称“天光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一塔7级，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

1954年，由于建设长安街，庆寿寺恰在应当拆除的位置。当时，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将这两座古塔保留在道路中央，建成环岛，既能保护古迹，又可丰富街道景观。但是，他的建议遭到副市长吴晗的坚决反对，双塔终于彻底消失。

北京天桥礼拜寺

约1960年-1970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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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墙

（西直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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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至民国，经历了七个世纪之久，古城墙已不见踪影，被二环路替代蜷曲在老地方。

北京地安门 

拆除于1954年底

北京皇城四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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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门，俗称后门，是北京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明清皇城北门，位于皇城北垣正中，景山以北，鼓楼以南。

1954年底至1955年2月，以整治道路交通为由拆除地安门及雁翅楼。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仪门

拆除于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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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清大学士赛尚阿的宅第，同治元年在衙门院内东侧设立京师同文馆，称“东所”，培养外语人才，是中国第一个外语学校。

北京包头章胡同著名的“转弯抹角”

拆除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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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章胡同属于果子巷的分叉，它紧邻迎新街，背靠保安寺街，所属果子巷社区，不久即与米市社区合并。

如今的包头章胡同已经拆迁的所剩无几了。北京宣武区包头章胡同著名的“转弯抹角”在宣武区大吉片拆迁改造时被拆除。

天津南敕建大王庙

拆除于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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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运河边的敕建大王庙，建于1746-1751年间，拆除于1960年，镇水之用，大王庙的主神是金龙四大王。

长安右门

拆除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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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原是承天门瓮城的两座侧门，昔日长安左门称作"龙门"，长安右门称"虎门"。

1951年10月，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指挥部皆建议拆除或异地重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

1952年被拆除。

安庆清真寺

拆除于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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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清真寺，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原名礼拜堂，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南关镇海门内忠孝街。据传，明宪宗朱见深曾敕赐“百字匾”。

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3年，经当地人民政府资助全面修建。

镇远邹泗钟祠牌楼

拆除于1960年-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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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为六柱五间三层重檐庑殿塔式牌楼，门楣上方竖刻“敕建邹太常公祠”楷体石额，曾是镇远最雄伟的牌楼。

开封二曾祠

拆除于1960年-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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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14日，开封府，祥符县，龙亭东湖南部的二曾祠。清末某官员为纪念其恩师曾国藩而建，祠内祀曾国藩、曾国荃，故名二曾祠。该祠规模很大，建筑、园林很是精彩。

该祠毁于文革，现已荡然无存，甚至连水面也被填平。现在开封龙亭东湖南部二曾祠旧址处为开封图书馆。

沧州水月寺

拆除于1960年-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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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沧州市水月寺闻名遐迩，享誉海内外，是京、津、冀、鲁的文化活动中心，曾有“天下第一关，地上无二寺”之美誉。

水月寺彻底毁灭于大破四旧的浩劫年代，追忆往事胜迹，更凭添无限遗憾。

沧州闻远楼

拆除于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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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正名叫“闻远楼”，俗称鼓楼。自古以来就是沧州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明代光宗年间，清代光绪年间重修。迄今有500多年的历史。

拆毁于1957年，消失了近60年。

成都锦官驿

拆除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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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起四川就因蜀锦闻名天下，官员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由锦官进行管理，因此成都别称“锦官城”。

成都锦官驿，卒于2003年。

杭州鼓楼

拆除于1960年-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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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鼓楼位于杭州中山南路南段，南宋建造．中山路原称御街，为南宋皇室游街之道，鼓楼原名朝天门，明朝更名为镇海楼，六十年代时拆除，2003年重建。

2001年，杭州市为创建“文化名城”，决定重建赣州八境台

拆除于1960年-1970年鼓楼，并列为杭州市2001年重点工程之一。现鼓楼为当代重建。

赣州八境台

拆除于1960年-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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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八境台，拆除于1960年-1970年。现存的八境台为1984年重建。

长春基督教会礼拜堂

拆除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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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雷坛河握桥

建于明永乐间

拆除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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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雷坛河握桥，为兰州八景之一“虹桥春涨”，因城市建设拆除，当时许多地方绅士出面阻拦未果。

昆明金马坊

拆除于1960年-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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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金马坊，拆除于1960年-1970年，现在金马碧鸡坊是1998年在原址按原风格重建的。

邯郸彭城东阁

拆除于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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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彭城东阁，亦称玉皇阁，拆除于1958年。

呼和浩特归化城鼓楼北门

拆除于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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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的鼓楼，也是北门，拆除于1958年。

比新城鼓楼早一年被拆，归化城鼓楼的设计和建造却别出心裁，在鼓楼的城楼上又加了一个高耸起来的钟楼。

济南八卦楼

建于1914年

拆除于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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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八卦楼是民国初年建成不久的济南第一楼。位于三大马路纬七纬八路间，为回字形二层建筑。拆除于1997年。

青岛老火车站

建于1901年

拆除于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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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老火车站，建于1901年，拆除于1991年。现在的火车站，是老火车站后移15米以后按照原样放大1.5倍重建的，仅仅是钟楼部分。

南昌万寿宫

拆除于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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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万寿宫，拆除于1960年。因纪念江西人的保护神—道教宗师许旌阳真人而建，时名“旌阳古祠”。

嘉兴三塔

拆除于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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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三塔，嘉兴古代七塔八寺之一，三塔位于嘉兴西门外京杭古运河畔。原茶禅寺前。塔初建于唐代。

1971年三塔被拆除造水泥厂，塔砖一部分用于修人民广场。世纪之交拆水泥厂重建三塔！

南京通济门

建于1386年

拆除于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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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济门是南京明代城墙最有特色的城门之一，是南京明代内城城门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

1957年， 通济门被南京市人民政府当做封建残余而遭遇完全拆除。

河北阳和楼

拆除于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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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楼横跨正定城南门外观内南大街上，下为重台，砖台下开两券门如城门，左右各一，行人车马可以通行。

阳和楼曾是河北古城正定的主要象征，建于金末元初，拆除于1960年代。

这些被拆掉的著名古建筑，每座都让人无比惋惜。过去文人墨客笔下活色生香的城楼街道，已然成为绝唱。

但通过古建遗照，我们也许能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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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素材来源网络，墙艺术编辑整理）

▲德胜门箭楼南面修缮前1951年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弘

从修缮城楼到拆除城楼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 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 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 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 年4 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 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 年5 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 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 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安定门城楼和箭楼1951年

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 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 年2 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 年10 月11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新京报：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否有计划要拆多少个豁口？

孔庆普：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1951 年1 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1951 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1952 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1953 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1954 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1955 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1956 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东直门箭楼拆除前1928年

梁思成同意拆除西便门城门

新京报：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 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 年6 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北京的城楼，是1952 年9 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 年开始的，到1958 年就拆光了。

新京报：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 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三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孔庆普,1928 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清华大学毕业。1950 年 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曾负责北京的城墙、城 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工作。1952 年主 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西直门南面全景1951年

▲阜成门城楼修缮前1951年

▲朝阳门拆除前东立面1957年

▲崇文门城楼1936年

▲正阳门箭楼1915年前

▲宣武门城楼南立面1953年

▲永定门西面全景1946年

▲左安门箭楼拆除前1953年

▲右安门箭楼南立面1951年

▲广渠门城台与箭台1951年

▲广安门城楼1946年

▲东便门城楼修缮前1951年

本文选摘自11月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12版。

▲11月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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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tpapt.com/archcollege/2018/02/39089.html/feed 5 //m.stpapt.com/archcollege/2017/10/37651.html //m.stpapt.com/archcollege/2017/10/37651.html#comments Mon, 23 Oct 2017 15:01:52 +0000 本文原载于1950年7月出版的《新建设》第二卷第六期。梁思成对拆除北京城墙的论调予以逐条反驳，有理有据。

泥工添加配图。

梁思成（1901-1972）

北京成为新中国的新首都了。新首都的都市计划即将开始，古老的城墙应该如何处理，很自然地成了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处理的途径不外拆除和保存两种。城墙的存废在现代的北京都市计划里，在市容上，在交通上，在城市的发展上，会发生什么影响，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慎重的研讨，得到正确的了解，然后才能在原则上得到正确的结论。

有些人主张拆除城墙，理由是：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在已失去了功用，它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筒单的说，意思是：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

1948年拍摄的北京城西北角城墙，现西直门至积水潭一段

但是，从不主张拆除城墙的人的论点上说，这种看法是有偏见的，片面的，狭隘的，也缺乏实际的计算的；由全面城市计划的观点看来，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见树不见林的。

他说：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而且有利。如果发展它的现代作用，它的存在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的为我们可贵的环境。

先说它的有利的现代作用。自从十八、十九世纪以来，欧美的大都市因为工商业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制的发展，城市本身也跟着演成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长状态。工业，商业，住宅起先便都混杂在市中心，到市中心积渐地密集起来时，住宅区便向四郊展开。因此工商业随着又向外移。到了四郊又渐形密集时，居民则又向外展移，工商业又追踪而去。结果，市区被密集的建筑物重重包围。在伦敦、纽约等市中心区居住的人，要坐三刻钟乃至一小时以上的地道车才能达到郊野。市内之枯燥嘈杂，既不适于居住，也渐不适于工作，游息的空地都被密集的建筑物和街市所侵占，人民无处游息，各种行动都忍受交通的拥挤和困难。

伦敦1843年的城市肌理

所以现代的都市计划，为市民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为解除无限制蔓延的密集，便设法采取了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较小的区域的办法。小区域之间要用一个园林地带来隔离。这种分区法的目的在使居民能在本区内有工作的方便，每日经常和必要的行动距离合理化，交通方便及安全化；同时使居民很容易接触附近郊野田园之乐，在大自然里休息；而对于行政管理方面，也易于掌握。北京在二十年后，人口可能增加到四百万人以上，分区方法是必须采用的。靠近城墙内外的区域，这城墙正可负起它新的任务。利用它为这种现代的区间的隔离物是很方便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中的中心城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这里主张拆除的人会说：隔离固然是隔离了，但是你们所要的园林地带在哪里?而且隔离了交通也就被阻梗了。

主张保存的人说：城墙外面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带相当宽的地，现在城东、南、北三面，这地带上都筑了环城铁路。环城铁路因为太近城墙，阻碍城门口的交通，应该拆除向较远的地方展移。拆除后的地带，同护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护城河在明正统年间，曾经“两涯甃以砖石”，将来也可以如此做。将来引导永定河水一部分流人护城河的计划成功之后，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

西直门城门南面全貌，Osva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东直门箭楼与护城河，Osva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不唯如此，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普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绘制的城墙公园

北京城内本来很缺乏公园空地，解放后皇宫禁地都是人民大众工作与休息的地方；清明前后几个周末，郊外颐和园一天的门票曾达到八九万张的纪录，正表示北京的市民如何迫切的需要假日体息的公园。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不唯如此，假使国防上有必需时，城墙上面即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防御的工事在现代还能够再尽一次历史任务！

宣武门箭楼上废弃的旧炮，Osva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这里主张拆除者说，它是否阻碍交通呢？

主张保存者回答说：这同题只在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便可解决的。而且现代在道路系统的设计上，我们要控制车流，不使它象洪水一般的到处“泛滥”，而要引导它汇集在几条干道上，以联系各区间的来往。我们正可利用适当位置的城门来完成这控制车流的任务。

但是主张拆除的人强调着说：这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卫他们的势力的遗迹呀, 我们这时代既已用不着，理应拆除它的了。

回答是：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有，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

故宫全景

同样的，北京的城墙也正是几十万劳动人民辛苦事迹所遗留下的纪念物。历史的条件产生了它，它在各时代中形成并执行了任务，它是我们人民所承继来的北京发展史在体形上的遗产，它那凸字形特殊形式的平面就是北京变迁发展史的一部分说明，各时代人民辛勤创造的史实，反映着北京的长成和文化上的进展。我们要记着，从前历史上易朝换代是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但一切主要的生产技术及文明的，艺术的创造，却总是从人民手中出来的；为生活便利和安心工作的城市工程也不是例外。

北京1950年的城市肌理

简略说来，1234年元人的统治阶级灭了金人的统治阶级之后，焚毀了比今天北京小得多的中都（在今城西南）。到1267年，元世祖以中都东北郊琼华岛离宫（今北海）为他威权统治的基础核心，古今最美的皇宫之一，外面四围另筑了一周规模极大的，近乎正方形的大城；现在内城的东西两面就仍然是元代旧的城墙部位，北面在现在的北面城墙之北五里之处（土城至今尚存），南面则在今长安街线上。当时城的东南角就是现在尚存的，郭守敬所创建的观象台地点。那时所要的是强调皇宫的威仪，“面朝背市”的制度，即宫在南端，市在宫的北面的部局。当时运河以什刹海为终点，所以商业中心，即“市”的位置，便在钟鼓接一带。当时以手工业为主的劳动人民便都围绕着这个皇宫之北的市心而生活。运河是由城南入城的，现在的北河沿和南河沿就是它的故道，所以沿着现时的六国饭店，军管会，翠明庄，北大的三院，民主广场，中法大学河道一直北上，尽是外来的船舶，由南方将物资运到什刹海。什刹海在元朝便相等于今日的前门车站交通终点的。后来运河失修，河运只达城南，城北部人烟稀少了。而城南却更便于工商业。

在1370年前后，明太祖重建城墙的时候，就为了这个原因，将城北面“缩”了五里，建造了今天的安定门和德胜门一线的城墙。商业中心既南移，人口亦向城南集中。但明永乐时迁都北京，城内却缺少修建衙署的地方，所以在1419年，将南面城墙拆了扩展到现在所在的线上。南面所展宽的土地，以修衙署为主，开辟了新的行政区。现在的司法部街原名“新刑部街”，是由西单牌楼的“旧刑部街”迁过来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把东西交民巷那两条“郊民”的小街“巷”让出为衙署地区，而使郊民更向南移。现在内城南部的位置是经过这样展拓而形成的。正阳门外也在那以后更加繁荣起来。

到了明朝中叶，统治者势力渐弱，反抗的军事威力渐渐严重起来，因为城南人多，所以计划以元城北面为基础，四周再筑一城。故外城由南面开始，当中开辟永定门，但开工之后，发现财力不足，所以马马虎虎，东西未达到预定长度，就将城墙北折，止于内城的南部。于1553年完成了今天这个凸字形的特殊形状。它的形成及其在位置上的发展，明显的是辩证的，处处都反映各时期中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及其在军事上的要求。

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的相对位置图

这个城墙由于劳动的创造，它的工程表现出伟大的集体创造与成功的力量。这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朴质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为解决某种的需要，经由劳动的血汗，劳动的精神与实力，人民集体所成功的技术上的创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

苏联斯摩棱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的也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的尊号而无愧。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们既承继了这样可珍贵的一件历史遗产，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

斯摩棱斯克的城墙公园

那么，主张拆除者又问了：在那有利的方面呢?我们计算利用城墙上的那些砖，拆下来协助其他建设的看法，难道就不该加以考虑吗?

这里反对者方面更有强有力的辩驳了。

他说：城砖固然可能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1100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83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使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1100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主张拆除者在这些问题上面没有费过脑汁，也许是由于根本没有想到，乃至没有知道墙心内有混凝土的问题吧。

城墙内侧，Osva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就说绕过这样一个问题而不讨论，假设北京同其他县城的城墙一样是比较简单的工程，计算把城砖拆下做成暗沟，用灰土将护城河填平，铺好公路，到底是不是一举两得的一种便宜的建设呢?

由主张保存者的立场来回答是：苦心的朋友们，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呀，四面都是广阔的平原，我们又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人力，一两个野战军的人数，来取得这一带之地呢？拆除城墙所需的庞大的劳动力是可以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果实的。将来我们有力量建设，砖窑业是必要发展的，用不着这样费事去取得。如此浪费人力，同时还要毁掉环绕着北京的一件国宝文物——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对于北京卫生有莫大功用的环城护城河——这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

这样辩论斗争的结果，双方的意见是不应该不趋向一致的。事实上，凡是参加过这样辩论的，结论便是认为城墙的确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利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这样由它的物质的特殊和珍贵，形体的朴实雄壮，反映到我们的感觉上来，它会丰富我们对北京的喜爱，增强我们民族精神的饱满。

1950年4月20日，清华大学。

扩展阅读

梁思成全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喜仁龙.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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