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我们在善馀堂修什么

——善馀堂修缮总结

文 / 袁艺峰  善馀营造建筑主理人

2012年，正在攻读岭南建筑研究生的我回莞考察家乡的建筑遗产，那是我第一次与善馀堂见面，它离我的高中只有百步之遥，如此惊艳，相见竟如此之晚。善馀堂是莞籍华侨谭云轩的私宅，清末始建，民国初落成，随即成为莞城赫赫有名的大宅子。历经百年沧桑，当时善馀堂败相虽浓，但目之所及格局完整。不料两年后再次见面，它已经伤及骨骼，房梁塌落、屋脊断裂、阁楼连带美轮美奂的天花已遭拆除。那时我已经是东莞理工学院建筑系的老师，正带队做莞城的建筑遗产调研，见善馀堂如此颓态，便起意修葺。不料从起心动念到竣工，竟足足三年。

善馀堂 2012年

善馀营造

然而于我而言，修缮善馀堂最重要的背景不是它百年的历史，而是莞城老城区的衰败。除了目之所及的直接感知，我们历时一年半的莞城建筑遗产调研的数据也清楚显示，从2005年开始，历史城区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拆迁，拆迁面积约0.28平方公里，约占历史城区的11.7% ，历史肌理在短时间内被大面积破坏。随之而来的不是新生，而是停滞、人口流失，拆迁区的颓败景象向周边区域不断蔓延。善馀堂的修缮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而论，当然不是螳臂当车的“肌理修复”，而是“城市触媒”（Urban Catalysts），所以我们把计划命名为“善馀营造”。所谓“触媒”、“营造”，是希望把在地经营的理念贯彻到修缮的全生命周期，藉此鼓励、促发一种“慢慢来”的城市有机更新策略。

2003年（左）与2017年（右） 莞城历史城区（局部）卫星图，可见红圈范围内的肌理变化

经过长期磨合，我们的团队以东莞理工学院建筑学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师生为主，另有少数社会不同领域的朋友和仍然住在善馀堂里的居民。善馀堂大宅内分为独立的五户，我们主要介入的是其中一户，业主已迁居广州多年，我们与之取得联系，在获得对方信任后以“修屋代替租金”的形式签约租用十年，作社区空间和青年空间之用。而修缮和后期运营所需的启动资金，一方面我们尝试申报各种社会基金和学校项目，惜不是失败告终便是资金太少；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发起众筹，设计善馀堂系列文创产品作、将“莞城文物径”导赏活动产品化，持续举办沙龙、工作坊等活动引起不同社群关注，最后得到众多热心朋友和企业支持，终筹得不算充足但尚能把项目推动下去的资金。而众筹的另一大意义是作为一种宣传，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我们的计划推向大众，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审视项目本身的立足点，保证计划的自主性。

搞关系

我们直接介入的只是善馀堂的五分之一，其余部分仍有两户居民居住，而且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原住民——谭家后人。这种状况对大多数以商业为目的或者动机只在“物”本身的建筑保护项目来说都是巨大障碍，使之望而却步。但对于我们这个以“营造”为理念的团队，或者将文化保育目光投向社区的观察者，“与原住民共住”却是一个关键亮点。与香港蓝屋的“留屋留人”类似，而有别于国内大多建筑遗产利用的“去原住民”通病，善馀营造力图使我们新介入的力量成为原住民日常生活的良性因素。

但就算是“留屋留人”的香港蓝屋故事馆，也是利用建筑的底层展开活动，不至于干扰楼上住户日常生活，以免产生公私的矛盾，而我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善馀堂本是家族大宅，是一个对内私密的日常生活空间，而善馀营造定位却是社区和青年空间，所带来的公共性将直接介入到原住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共享的大门、天井、入户楼梯，甚至是洗手间。这当然不是我们故意想挑战难度，而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善馀堂的公共性何来？无论是我们在法理上拥有了部分使用权、从谭家祖上谭云轩的遗嘱上找到“但求有益于公，无私于己便是”的遗训、整个项目的公益性质，都无法构成公共介入原住民私人空间的正当理由。

唯一可行的是，沟通。

经过与原住户长达数年、贯穿整个项目的沟通与相处，我们“公益”的价值立场得到了业主的支持，达成“以修免租”的协议；在修缮和运营空间的过程中了解邻居们的意见和需求，尽量协助他们，例如，我们呼吁参观者如有需要可以向入口巷门摆摊的谭家阿姨购买饮料;大小活动后收集的塑料瓶也会悉数送给啊姨，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一种善意的表达；修房子的时候尽可能减少对邻居的影响;且把大门入口斜坡铺得更缓（尽管这有违某些修缮原则），方便阿姨每天早晚小摊推车的进出;为尊重居民的意见，取消了打开哥特式尖窗的计划；公共天井和楼梯间增加了自由开关的照明；工程期间顺道为邻居更换朽坏的木梁、修补漏水的屋顶……你会发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善馀堂入口地堂上总挂着居民们晾晒的衣服，与他们碰面也总得聊聊日常八卦，哪里漏水，厕所又堵了诸如此类。

当然，事情并非总是那么顺利，例如，一个初衷在于改善邻里关系的新建厕所却激发了多方矛盾，工程一度停摆，最后经过不断的沟通与协调，磨破嘴皮，才不至于前功尽弃。但恰恰因为此事，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们心底的想法，他们也开始理解我们不遗余力于这个破房子的目的，渐渐将缠于心底的结解开。只有让居民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和对他们的尊重，并且认为在让出部分私人空间的同时能够在精神或实际上受益，公共介入的正当性才能慢慢建立。

修房子

2017年10月，善馀堂修缮工程竣工，其后定期开放参观与举办活动，我们会向到访者介绍善馀堂的历史和善馀营造的情况。此外，修缮过程作为某种理念的表达也会被重点介绍。修房子本身其实并不难，有诸多的规范可供参详。但如果将此时此刻的修缮行为与善馀堂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再反思每一个细节，其实均有无限可能。修缮不只是简单一句“修旧如旧”就能概括过去的，正如城市不是“大拆大建”就能脱胎换骨。

“解读”应该是修缮的第一步，老房子就像老人家一样，其所经历的一切塑造了他的精神特质。对之进行解读，有助于我们的修缮设计免于教条刻板，以便更好的继承历史空间的时间维度。

从屋主谭云轩的遗嘱可知，他大约生于186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当年中国积弱，时至他弱冠之年（20岁），无论是国运还是他本人都仍是“时运不济，一事无成”，他 “窃思君子志于四方，哪肯屈守乡园”，于是远赴越南，作客东京（河内），白手起家。据谭家后人忆述，谭云轩凭借他的勤奋和才智，终在越南发家致富。清末，革命党频频在海外传播革命思想，据相关史料记载，谭云轩在越南期间曾捐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而大约同期，年近花甲的他和正室苏氏正筹划在家乡东莞莞城建造一座大宅子，供他们的几位儿子落叶归根，图纸在越南完成，由其在莞的亲属负责操办建造事宜。善馀堂兴建过程中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谭云轩曾支持的革命终修成正果。其后国内风起云涌，庚款学生陆续归国带来的西学观念和革命思潮一道与传统价值形成激烈碰撞。民国八年，即1919年的5月4日，因不满“巴黎和会”中方代表同意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北京学生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随即而起，西风东渐。而正是这一年，带着新潮西式立面的善馀堂在东莞正式落成，这样的风格用在民居中在当年尚是全国罕见。 

志在四方不肯屈守乡园、支持孙文的反清革命、带着新潮西式立面的家宅，都表明了善馀堂谭氏绝不墨守成规的进取精神。而与善馀堂竣工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更成了青年追求革新向往自由的精神象征。所以，如果要赋予善馀堂一个“历史意义”和“精神特质”，革新、进取大概是最佳选择，而不是一句笼统的“传统文化”。反观当下的修缮项目，比起单纯的原貌复原（Anastylosis），通过修缮去回溯、展现、延续某种历史空间的精神内核，应该是更佳的选择。

善馀堂屋主谭云轩的遗嘱（局部） 民国十年（1921年）

需要强调的是，在法理上，善馀堂并非文物保护单位，而是级别次之的“历史建筑”，前者的修缮规范严格，而后者除对正立面的要求近乎文物外，其余部分相对灵活。

善馀堂的正立面是其建筑遗产价值最高的部分，两侧简洁的中式清水青砖墙与琉璃花格窗烘托出中间精美的西式折衷主义风格立面，可惜其装饰灰塑已经局部风化，抹灰也脱落不少。我们没有权限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对其进行复原翻新，不过这倒也不错，因为这些风化现象并无结构隐患，且已经风化了的位置我们也没有十足把握知道其原貌，所以我们只是细心清洗掉其表面青苔，拔掉杂草，用灰沙调补裂缝，减缓其表面剥落风化的速度。此处所准照的是“最少干预”原则，即以最少的措施防止遗产价值灭减，而不祈求原貌复原。

善馀堂 2014年（左，修缮前）、 2017年（右，修缮后）

但“最少干预”不代表除了简单清洗保养外毫不作为，除了防止价值灭减，若施加简单而审慎的措施可以提升或展现遗产价值，也可以解析“最少”的意涵。对正立面的处理，有三处主动的“干预”：一是二楼门窗的复原，拆除了在原来门窗损坏后封堵洞口的杂砖，并按原貌复原（尽管由于制作的质量问题，最后成品的尺寸和样式都和原貌相去甚远，此为整个工程一大遗憾），二是在清洗墙面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文革”时期的“忠”字标语，于是我们细心刮除后来掩盖的灰沙，将其最大程度显露，以揭示善馀堂百年历史中的重要一页。三是根据客观痕迹重描了本来已经斑驳的“善馀堂”三字及其落款，由此我们第一次得知题书者为清末书法家仇颂康，而此前他的名字被埋没在厚厚的青苔里。而重描堂号更重要的意义，也许是一种精气神振作的象征，就如一个人面容即使苍老，但眼神必须清晰明亮。

从西式立面的罗马券柱式大门洞进入善馀堂后，是一个建筑学意义上的灰空间，即既非室内亦非室外，有顶但开敞的空间。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形成室外空间——过渡性灰空间——入户空间的丰富空间序列。此处既往是谭家各户小孩玩耍，大人纳凉的重要场所，也是临时避雨之处，类似骑楼，谭家称之为“无底楼”。但无底楼在2014年遭遇致命一击，因漏水严重，屋主担心坍塌危及下面行人，无奈将之连顶带底拆除，随之拆除的还有无底楼底部精致的天花。2012年我第一次目睹被拆前的无底楼天花，是继西式正立面后给人的第二个深刻印象之处。

依据2012年照片重绘的善馀堂无底楼及大天井速写 

作者/杨静

无底楼被拆除后，不仅缺少了一处停留休憩、躲雨的地方，连建筑的空间序列和精致的天花所带来的回忆也消失了。我们相信这是谭屋居民重要的集体回忆，于是决意将无底楼连同其下天花一并恢复。但由于天花的雕花工艺所费不菲，故此部分工作由我与学生自行制作，先依原样绘图，再利用学校的激光切割机分段雕刻。为了表明此非原物，不混淆历史信息，我们将花纹的前、后中间两处改绘成“2017”标明年份和“善馀营造”的标志表明作者。这是历史建筑修缮中“可识别性”的体现，我们既要复原原物以重温集体回忆，但仍须清晰诚实地告诉后人这是后来复原的，并非原物。（《威尼斯宪章》第十二条　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

另外，作为重要的出入口，此处长期缺乏照明，于是我们在天花雕花后的暗槽加装了一圈灯带，晚间当灯带点亮，无底楼下通道便被赋予光明，闪亮的雕花带也成了此处以往所未曾有过的新气象。

无底楼下面两侧是其中两户的入户门口，左侧是我们所在的一户，门口两侧贴上新对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即“善馀”堂号来源）。对面则是“文革”时候保留下来的红漆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横批“忠于毛主席”，这与正立面斑驳的红漆“忠”字一道作为红色年代的印记被特意保存下来。曾有一位爷爷带着他的两名孙子到善馀堂参观，见此对联，便开始向他00后的孙子讲起那段红色年代的故事。与这些大时代印记一同被保存下来的还有九十年代谭家小孩在青砖墙上贪玩用蜡笔画下的稚嫩儿画，对善馀堂而言，谭家小孩的彩色童年不比国家政治的红色年代单薄。

被保留下来的不只是各个年代的人类痕迹，就连数年前侵蚀善馀堂的祸首——长在屋顶的榕树的根也被留下，当年榕树长在已无人居住的一户楼顶，迅速生长蔓延，强大的根系往下穿透两层楼板和一层地板，直插入地。我们进场时榕树主体已被砍掉，剩下一楼房间里攀爬在墙角的树根，仍可让人联想到当年榕树对建筑破坏力之惊人，于是我们将之保留，外喷白漆使之融入墙体背景，成为一组有趣的装置展品，意在向参观者展示善馀堂被植物破坏的历史，不至于再浪漫地认为屋顶长树是一幅具有“沧桑感”的和谐画面。

对“始建风貌”的执迷所导致的“风格式修复”（即强调恢复单一历史时期的状态与风貌的修缮手法）往往会抹去历史复合的痕迹，假装时间没有推进过一样。在善馀堂的修缮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历史痕迹的叙事性（Narrative），精心筛选具有叙事价值的历史痕迹予以保存甚至处理后再现，从而使参观者可以清楚读到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故事。  

然而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保留下来，总有某些痕迹在取舍权衡后会被去掉，例如大约九十年代由出租用户在小天井加建的厕所和炉灶。这并非我们想抹去这段历史（事实上拆除后仍然可以见到相关痕迹），而是相较于日后的使用需求和整体空间格局、空间感受而言，留下加建物的意义相对较小，当两者不能共存，我们只好将之拆除。

释放出来的空间承担着一个重要的新使命——加建一条通往二楼的楼梯。这种无中生有的做法在历史建筑保护中须慎之又慎，我们之所以要执意为之，是因为原来一二楼的垂直交通仅靠一条两户共用的“百年老木梯”，考虑到日后我们的空间时有外来参观者，若全由旧木梯接待，不仅大大加剧木梯的负荷进而产生安全隐患，而且会严重干扰到对面住户的清静与隐私。而经过仔细勘察，最适合增加新梯的位置是小天井，而为此而必须部分拆除的二楼走廊实质上已是后期改造的水泥地面，所以我们新增的楼梯并不会拆毁任何“原物”，保证原真性（authenticity）不受破坏。而新加的楼梯采用钢木结构，一方面在形态和材质方面区分于原物，即前文“可识别性”体现，二来当未来万一被拆除，不会像用水泥制品一样产生过多废料和对建筑本体的不可逆的伤害，此为“可逆原则”。

新增楼梯的设计过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如此狭窄的地方设计出一条既能舒适上下又不破坏天井空间氛围的梯子。在多种尝试后仍难觅两全其美的方案，最后考虑到日后参观者应该以青年人为主，故稍稍舍弃爬梯时的舒适度，坡度比正常的楼梯陡，以求保护天井的空间氛围。而碰上老人、小孩或其他不便的人士参观，即可利用原有木梯上下。梯子投入使用后，许多人直呼梯子太陡，然而大多数还是能顺利上下，只是需要倍加小心。而他们知道梯子设计背后的意义与取舍后一般都会比较理解，且会更明白我们对维护邻里关系的用心。然而，作为设计者，每每看到使用者步履蹒跚地走在梯子上的情形，或者不得不走旧楼梯而干扰到邻居，我总暗下决心要在下一期工程找到更好的方案将梯子加以改良。

二楼是我们会客、举办活动的地方，此前一直处于危险状态：屋顶正中大梁因白蚁蛀蚀而在多年前的一个雨夜轰然砸下落在二楼楼板，屋脊随即失去支撑而下陷开裂，其他桁条也有不同程度白蚁蛀蚀损坏情况……在请教过几位专业人士后，我们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疗法，因为尽管主梁掉落缺失，屋脊开裂，但整个屋面仍然滴水无漏，可见当年施工质量之高，如果采取较为激进的揭瓦换梁做法，重铺瓦片时根本无法保证能达到以前的工艺水平，且有损原真性。保守疗法是直接从屋内补装缺失的大梁和更换掉其他几条桁条，尽管“保守”，看似容易，但由于木材太大、施工空间既窄又高，实是难度极高之工事。

整个谭屋最为特殊的空间大概是无底楼。

落成之初，谭屋分成五户，各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大概谭云轩希望各兄弟能有更多往来，以使关系更为和睦，特意将二楼设计成可以环绕走通的状态，而连接左右两户的关键所在便是无底楼。它原本并不属于任何一户，应该是公共的房间，但时过境迁，五户中的三户已经搬离，二楼的绕屋通道亦已封堵，无底楼所有权划入我们的业主一户，以褒扬该户老太太在多个重要关头仍然不离不弃守护大宅。然而正如前文所述，2014年无底楼被拆除，只留四面墙壁。

无论是为了恢复空间格局或是基于无底楼的特殊性，抑或增加使用空间，都是重建无底楼的充分理由。楼板承重结构采用与原木梁相同尺寸的槽钢代替，这是历史建筑修复上常用的手法，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地板则用木隔板加轻薄的现浇混凝土，这是无足够资金使用原工艺原材料情况下的折中做法，混凝土板并未嵌入原有墙体，保证“可逆性”。考虑日后活动需要，面层铺木地板，可供席地而坐，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墙面重新批荡，打开正立面被杂砖封堵的门窗洞，按原样恢复木门窗。只可惜正如前文所说，木匠并未依图施工，使得复原效果与原状相去甚远。可当时米已成炊，也只可暂时接受，望日后再加以改正。

整个修缮项目最值得讨论的是无底楼屋顶的复建（Reconstruction）问题。

被拆除前的无底楼屋顶为双坡瓦顶，最为正常且“正确”的做法是依据前者原貌复建，但在综合考虑后我们并不倾向原貌复建，理由有：一，无底楼将成为日后青年活动的重要场所，复建后的空间应该为此提供新的氛围，故即使恢复双坡形式以符合原有形制，也未必需要采用原来的传统工艺；二，复原双坡屋顶形式虽然可以符合旧有的形制，但平屋顶却可以增加使用面积，而且是一高处的露台，对于日后使用大有好处。对于一座百年老宅，面对新生，究竟原貌的形制和新的需求孰重孰轻，其实极难取舍。在判断难下之际，一个萦绕已久的疑惑再次浮现：屋面初建时的原貌真的是坡顶吗？

无底楼屋顶  2011年（左 谭学斌摄）与2014年（右）

岭南地区传统建筑的屋顶最大的学问是防水和排水，为了让雨水尽快排走，也避免雨水冲刷墙体，一般坡屋顶的檐口是不会直接撞到山花后墙上的，而是在檐口与山花之间另有平屋顶（常作为露台），以便排水。所以，我们所知的2014年前直撞山花的坡屋顶是否后改之物而并非原状？带着这个猜测我们对无底楼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发掘”：凿开墙壁高处的批灰，果不其然，露出了一排整齐有序且被杂砖封堵住的圆形梁洞，而梁洞上方更露出了只会用于平屋顶的粘土大阶砖断砖痕迹，三面墙体均有相应的印记，唯独是后墙由于是后期重建的墙体所以并无痕迹。

这无疑印证了我们的猜测，始建之时无底楼确为平屋顶形式。而我们发现梁洞里偶尔留有焦黑的木屑，洞壁亦发黑，也许平屋顶是毁于一场火灾，其后主人将之改建为坡顶（平顶工艺比坡顶复杂）。发现了平屋顶的证据后我们再次向谭屋最年长的后人求证，她们均表示未见过无底楼为平屋顶的状态，依年龄推断，即表示，平屋顶的原貌可能只维持了二三十年即被毁，改成坡屋顶。而平屋顶的史实长期不为人所知，直至被掩盖了六七十年的痕迹被揭开。也许屋顶是平是坡对于大部分人其实无关痛痒，但对于善馀堂本身的历史却是一个重要信息，而且它可能隐藏着更多其他的信息，例如，火灾、为什么会火灾、屋顶上会发生什么活动，等等。而且，这一“考古”发现也支持了复原平屋顶方案的“正当性”，果然，善馀堂的设计者和我们，都觉得这里需要有一块平屋顶的露台。

无底楼历年变迁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设计怎样的平屋顶。显然原工艺我们是做不到的（资金和材料技术所限），且原工艺也并非我们在这个工程里的一贯原则。但既然我们做不到原工艺复原，就必须做到可逆，所以施工工艺基本与无底楼楼板相似，即槽钢加木隔板加不入墙的现浇薄钢筋混凝土板，这样一旦日后拆除，也不留痕迹，不破坏原结构。

由于新发现的平屋顶痕迹具有很重要的叙事价值，故设法保护是必然所需。恢复标高相同的平屋顶就必然会掩盖掉原有痕迹，但我们并不希望楼板标高发生变化，所以在复建的楼板与正立面之间留出一条宽150mm的空隙，露出原有平屋顶的痕迹，其上下重新批荡，以突显裸露的痕迹作为展示对象的地位。其上在砖缝处嵌入钢化玻璃，不致于破坏墙面的青砖。而这种后加结构离开原有墙面的做法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正立面的影响，因为楼板外面的墙，正是整座建筑的装饰精华所在——正立面的山花。

留出的缝我们称之为“透光带”，因为它的另一作用是让自然光进入室内，其两侧和中间各有一个三角形，两侧三角形是为了留出更多的侧面痕迹，交待原来平屋顶的转角构造，中间的三角形则是为了给下面仰望者提供一个观察山花的视线通廊，即从室内仰望，可以见到山花的背立面轮廓，这是一种对山花正面印象的呼应。可惜施工时因为结构原因中间三角形面积不断缩小，最后只能望见山花一角。

趣的是，阳光穿过透光带投下的光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幻，而当太阳升至穹顶直射入室内，此时光影与墙壁平行，中间三角尖的投影位置在一年四季均有不同，夏至日最低，慢慢迁移至冬至日最高，如果你多些心思，静观其变即彷如目睹时光流逝。登上复建后的平屋顶露台，人们终于可以在此亲手触摸到那个在地面仰望遥不可及的山花（的背面），如果是夜晚，室内灯光又会穿过透光带映射到山花背面，一抹淡黄，可作为楼顶适宜的照明。

重新批荡后的山花后墙虽然少了些古朴味儿，但新批荡给山花带来新保护的同时，可作为极佳的投影幕，晚上在此放映电影，山花的意义由正面的装饰反转为背面的观影，观众在楼顶席地而坐，新的活动由此发生，正面是静态的古典的装饰之美，背面则是流动的现代的启蒙之光。

历史保护是当代社会极其审慎地进行文化塑形的方式之一，因此任何保护理论都必须从文化何为以及文化为何的思考模式出发 ，我们将善馀堂定位为青年空间，即意在引导青年力量进入历史空间，既为历史空间注入新血液，即“城市触媒”的本意，也为青年提供一种历史视野，定位身份认同。这是一种“以价值为中心的历史保护”（Values-Centered Preservation），此策略下的保护行为既需保护历史建筑所有有助于形成历史场所感的“遗产价值”，正如前文准照《威尼斯宪章》提出的“最少干预”、“可识别”、“可逆”等原则所进行的修缮行为，也强调发掘并激发历史空间所具有“当代价值”潜力，如小至修复邻里关系、孕育青年活动，大至“城市触媒”、有机更新，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巴拉宪章》对十多前的《威尼斯宪章》的拓宽，《巴拉宪章》提出“文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作为保护实践的核心目的，何为“文化”？正如美国学者兰德尔·梅森所说：文化是一个过程，而非一连串的事物（culture is a process，not a set of things），所以，古迹的“当代价值”即为文化意义的重要一环，而非只是单纯的物质整体性。 

很多人会问，透光带下为什么会摆了两只小黄鸭？有趣嘛，哈哈。我想多数人不会明白费尽心思的透光带的意义，但小黄鸭的出现总会让人欢喜或者莫名奇妙，然后，也许便会顺便想想那段坑坑洼洼的痕迹带所为何意。我们希望善馀堂能成为一个有趣而深刻的地方，能让更多人愿意到访，让到访者多一些思考与交流，而不只是一个怀旧情怀消费的背景。所以在这次修缮中，每一处细节都蕴藏着我们希望告诉你的故事，等待与你对话。

最后，以一句阿洛斯·李格尔的话送给各位耐心看到此处的读者，作为全文结束：

“如果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永恒的艺术价值，只有相对的、现代的价值，那么一处文物的艺术价值就不再持续地具有纪念性，而是会被一种当代价值所代替，只要文物除了其历史和纪念价值以外，还可能有一种实用性的、时下关注的意义，那么文物保护工作就不得不作出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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