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7年，热那亚的贸易城市卡法，蒙古金帐汗国久征不下，又值蒙古军中爆发瘟疫，蒙古人在撤走前将病死尸体抛入城中，寄希望于恶臭能熏死城中之人。但卡法人并没被熏死，细菌迅速占领了这座城市，凭借着生化武器，蒙古人打开了卡法的大门。病菌却并没有就此止步，它们随着仓皇逃窜的人群，顺着贸易城市的港口，相继登录西西里的墨西拿港，地中海的热那亚、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继而沿着陆地传往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整个欧洲，无一幸免。

黑死病的传播路线

一旦被感染，患者的大腿、腋下、颈部开始肿胀、变大，迅速化脓、破溃，浑身变黑，然后在一天到一周内迅速死亡。

“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薄伽丘

“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悲伤，到处都是恐惧。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在任何一部史书中，你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吗？人们四散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已经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

——彼得拉克

这些恐惧、孤独与绝望，一直笼罩在欧洲的上空，持续了300年，经久不散。这一场灾难欧洲死亡了2500万人，占欧洲人口的1/3。这场瘟疫发病迅猛，死状恐怖，而且极为“平等”。无论贫富贵贱、年老青壮，都会染病、死亡，无人可免、无人例外。

黑死病的绘画作品

法国马提格斯发掘出的鼠疫时期乱葬坑

1348年的6月，欧洲大陆已经传遍了一种恐怖的瘟疫，但英国孤悬海外，还处在一片欢乐之中。马上就要到圣约翰节了，英国麦尔库姆港和往常一样繁忙，两艘来自法国波尔多的商船满载着波尔多的葡萄酒进入港口，这次随船到来的除了葡萄酒，还有一位不速之客——黑死病。

“城市是曲折狭隘的街道、死胡同和庭院组成的迷宫; 广场很小，远离街道，几乎没有宽阔的街景或建筑物”

——《1600年前的英格兰新历史地理》

这里基本上没有下水道，有也只是用来临时排洪；道路弯曲逼仄，没有铺砖，混合着岛国湿润的气候，路上尽是泥泞；房屋中没有厕所，大家都使用马桶，再到在别人家门前，甚至二楼的住户会把尿从二楼直接抛下，贴心地喊一声“注意尿！”， 1309年英国规定不允许将垃圾丢在自家或别人门外，否则罚款40便士，这一措施有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除此之外，更多的人的选择是直接拉在大街上；许多商贩直接在街道旁支起毯子，挤占城市道路，肉贩在大街上疱猪，然后将毛、内脏、零碎随意扔到地上。地上垃圾越堆越厚，虽然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并没有什么用处。真的勇士敢于直面肮脏的街道与恶臭的城市，为了能在这种道路上行走，英国人甚至发明了高跟的木制套鞋，让自己的脚远离地面。然而这样的城市依然算的上是一个巨大的化粪池，不可记数的病菌滋生在其中。

绘画中的高跟木制套鞋

绘画中的随地大小便

平民的住宅

乡村虽然人口稀疏一些，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房屋大多数是小木屋或者茅屋，屋顶主梁是弯曲的橡木，墙是泥土、泥浆和草混合起来的，屋顶用的多是茅草、麦秆、芦苇。并且在屋子旁还有堆放谷物的谷仓，人与家畜、家禽混住。这样的建筑意味着黑死病的携带者，老鼠可以轻易打洞，然后在每家每户挨个串门，将吸了血的跳蚤留在屋子内，再由跳蚤传染给人类。人们就像是生存在虫族的菌毯之上，每多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险，就算没有远道而来的黑死病，这里也不是一个好住处。

中世纪卧室还没有从房间中分化出来，房间中往往只有一个床，全家所有人的睡在一张床上。床还是一家人很重要的资产。中世纪也没有太多隐私意识，新婚夫妇会在亲朋好友的围观和祝福下行房。虽然天主教会一直认为这样有伤风化，但当时封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没有有力的政府去执行相应的措施。

平民通常只有一张床

人、畜混住

封建领主的生活也好不了太多。领主都住在城堡之中，现在我们都认为城堡是高大的石头城墙簇拥着层层叠叠的房屋，打开窗户，窗外就是明媚的阳光与一望无际的景色。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被宣传的许多城堡都是建于十五世纪以后，长得像城堡的别墅。

早期的城堡非常简陋，例如土丘-外庭式城堡，人们将挖护城河的土堆成一个小山丘，在山丘上修建主楼，再用栅栏围上。建筑的主要材料还是木材，只是会在木材的缝中填补一些黏土泥浆，屋顶也同样是茅草、木板木瓦。因为简单便宜，在整个中世纪这样的城堡都长期存在。但这样的城堡怕火易燃，中世纪后期出现了许多的石头城堡。

石头的城堡造价不菲，并且工艺比起木质难了许多，一般只有大领主在统治稳定时期才能修建。一个石制的城堡就是中世纪领主们的小目标。那这样的城堡住着舒适吗？虽然相较于普通民众的小茅屋舒适一点点，但也好不了多少。主楼在英语中叫做“donjon”，这明显与“dungeon”地牢这个词有关。城堡作为军事用途，整个墙壁非常厚，窗户开得很高，也很小，基本上室内暗无天日。

土丘-外庭式城堡

约克城堡的模型

“有些孩子的尸体被人发现时，还在吸着因瘟疫而死去的母亲的乳汁。有一位母亲想请药剂师来看看自己不太健康的孩子，而当药剂师来到的时候，他看见孩子正在吃奶，而母亲的乳房上竟然已有瘟疫的斑点。

他非常惊讶，说服母亲将孩子递给他，然后他抱着孩子，走向摇篮，将孩子放在摇篮里。然而解开衣服，他发现孩子身上也有着同样的斑点。他赶紧回家，给孩子的父亲取了一些预防药，可是他再次赶到时，母亲和孩子都已死去。”

——丹尼尔·笛福

大城市人口众多、建筑密集，到处充斥着垃圾、粪便，老鼠和跳蚤在里面四处穿梭，人们早已习惯的地方却成了黑死病的温床。惊恐的人们四处逃亡，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是许多人住在乡村，在城镇经商。恐惧之下他们纷纷逃到乡下避难，这一行为将黑死病从城镇传播到了乡村。

受黑死病影响，中世纪绘画中经常出现骷髅跳舞

通便、催吐是想排出体内的毒素；放血疗法源于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认为血、粘液、黑胆汁、黄胆汁分别对应空气、水、土、火。血液过剩是疾病的原因。然而放血只能加大伤口感染，如果同时再使用灌水治疗，只能死得更快；而烟熏房间的做法则是由病人发出的恶臭，联想到黑死病和污浊的空气有关。至于用什么来烟熏则是看钱包的厚度，虽然许多流行病和空气传播有关，但是鼠疫由老鼠、跳蚤传播，这一措施并没有什么作用。

放血疗法

塔林圣尼古拉斯教堂的死亡之舞壁画

为了避免直接接触病人，16世纪的法国医生Charles de Lorme，路易十三的御医发明了防传染医生套装。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鸟嘴面具，鸟嘴内装的是棉花、香料和草药，用来隔绝空气减少异味，眼睛部分装两个红色镜片，防止病人口水飞溅。整个服装都是打过蜡的，手套和鞋子是皮具，用绳子捆扎，用木棍来查看病人，不会直接接触病人。哪里有死人，哪里就有鸟嘴医生，又因为这样的造型的确惊悚，鸟嘴医生在民间渐渐演化成了恐怖的形象。但是这样的隔离措施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英国很快接收了这种医生装束。

伊丽莎白时期的医生

带鸟嘴面具的护士

也有教士积极组织各种集体性宗教活动。约克教省的代理大主教这样的教会高层人士，也在黑死病最猖狂的几个月中到处巡视，探望病人，鼓励健康人，为新的墓地祝圣。最终结果是，教士的死亡率在46. 5%左右，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30% —40%的死亡率。并且因为宗教，猫被视为女巫的宠物而被大量猎杀，这也间接扩大了黑死病的传播。

疯狂而绝望的人们四处寻找罪魁祸首，犹太人、异教徒、麻风病人被认为是他们和恶魔的交易带来了疾病和死亡，在德国的梅因兹，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火烧犹太人

《大瘟疫》绘画的伦敦街头

1666年9月2日星期日，伦敦布丁巷，面包店老板托马斯急匆匆地下班，忘记了关闭烤面包炉。凌晨1点，整个面包店燃烧了起来，一整大风呼啸而过，裹挟着火焰点燃旁边的房屋。整个伦敦都是简易的木板房，建筑密度也非常大，火焰沿着建筑轻易就蔓延到了整个街道。而后大火吞噬了整个城市，火焰在伦敦狂烧了四天四夜，烧毁了13200栋房屋、87间教堂，包括圣保罗大教堂、44家公司。80%地区变为废墟，90%的伦敦住房被烧毁，大约有10～20万人无家可归。

伦敦大火

幸运的是，这场大火烧毁所有的破旧不堪的木屋的同时，也烧死了携带者鼠疫的老鼠。而且在火灾中仅有4人死亡（一说6人）。这场火灾一举净化了城市，之后的重建则让鼠疫彻底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大火熄灭后，伦敦重建计划如火如荼地展开。英国古典主义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伊夫林、胡克（就是弹性定律的胡克）等人分别提交了自己的规划方案。所有街道重新规划，道路笔直，整个伦敦焕然新生。但是因为用地权属的重新划分，资金投入等问题，这些提案都被放弃。有趣的是，雷恩是专业的建筑师、伊夫林是作家、胡克是工程师，而雷恩的方案第一论就备受争议，而另外两人的方案却受很多人欢迎。所以建筑就是要业余的才能成大师。

雷恩的方案

伊夫林的方案

胡克的方案

最终的讨论结果是保留原有街道格局不变，尽可能改善市政设施、提高房屋建造质量、规定建筑材料。并让雷恩等人测量进行城市测绘。

而后颁布了重建法案，强制规定了建筑修建的规范。新制定的法规中进步的有：

1.建筑材料：城内建筑全部强制性采用优质建筑材料，用砖、石建造，建筑外部禁止使用木材，禁止建造外凸结构，民居主要是砖材，昂贵的石材则留给教堂、市政；

2.建筑层数：做出详细规定，巷前建筑规定限制在两层，著名街道和车道前建筑规定限制在三层，主要街道和大街前面的建筑限制在四层，大面积豪宅，没有临街而是在街道后面，带有庭院和花园的限制在四层。墙的厚度随高度变化，地基尺寸和房顶木材尺寸受严格控制。

重建后的建筑

对建筑层高的规定

3.道路规划：扩宽道路，主干道宽100英尺（30.48m），主要街道宽75英尺（22.86m），其他街道50英尺（15.24m）、42英尺（12.8m），最小街道30英尺（9.14m）或25英尺（7.64m），小巷宽16英尺（4.88m），保证让货车通过而不危及房屋，因为拓宽道路而受影响的居民会另行补偿，这个征补工作持续了进21年；建造新的排水沟，排水沟沿道路两侧修建，而不是道路中心。

火灾前后的银行角街道平面

4.规范市场：对原本在路边进行售卖的小贩，进行集中迁址，在利德霍尔、奥尔德思盖特街建成宽敞、体面的市场。

到1675年时，除了部分贫民另外寻找住所外，大部分灾民都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整个伦敦的格局基本不变，虽然还是不同阶级混居的城市，相较于之前已经显得井井有条。整个城市设计更加规范，布局更为合理。

火灾前后的伦敦平面

鼠疫在18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16、17和18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原有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南多·布罗代尔

许多学说认为伦敦鼠疫的消失和伦敦大火没有直接联系，但不可否认，城市的重新规划，建筑的统一规范，公共卫生的进步，对人居生存环境的改善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正是因为对城市规划、人居环境、公共卫生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设计，在如今的城市中，才能做到以地面为界限，将整个城市分割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老鼠和它携带的病菌永远的封锁在了下水道中。只有偶尔会在野外接触到鼠类，例如土拨鼠，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菌和病毒仍然还在它们体内，接触请小心。

尖叫的土拨鼠

没有系统的科学知识之前，人们只能通过朴素的直觉与不断的试错，通过人民的血与泪总结可行的建设经验。瘟疫在漫长的中世纪不断冲击和改变着人类的居住环境，就像南多·布罗代尔所提到的一样，16、17和18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并不只是一次伦敦大火重建就消灭了所有鼠疫的生存环境，而是一个聚落、一个乡村、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一次又一次覆灭，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不断尝试，慢慢形成的新的城市形态，消灭了鼠疫的生存环境。反过来说，瘟疫也一次又一次塑造着我们城市的形态。

相较于其他生物被动的接受自然选择不同，人类可以学习前人之鉴，更加主动地面对自然选择。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有着系统的科学知识，我们知道了鼠疫的发病原理，我们知道了鼠疫的生存环境，我们知道鼠疫的传播途径，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这一切。我们可以在科学的指导下提前用洞悉并在各个领域上来防患于未然。

但是当我们回过头再来审视自己，如今人类已经免除于传染病的威胁了吗？并没有。过往的几个月，全世界的人们似乎意识到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其复杂程度早就超越了简单的病理学或城市规划学等某些单独的学科。在与恶魔正面遭遇的时候，我们真的做的比17年前面对SARS的时候更好吗？

如果不是，那么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那便是：在医疗和科技早就可以用“今夕不同往日”形容的今天，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却依然处于极低的水平，甚至倒退。而这样的缺陷便成为了传染病肆虐的新途径，渗透到人类自以为铜墙铁壁的防护后方大开杀戒。

简单回顾这几个月来的种种事实，从最初被认为是导火索的“野味文化”，个人行为的自由主义，集体感和社会感的缺失，到信息传播的模糊，传递过程中信息的变形与权重衰减，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配合媒介对信息进行的利益性的扭曲和混淆视听。

再到各地医疗机构的崩溃，资源的紧缺，地方利益之间的争夺与冲突，最后包括国际层面上的幸灾乐祸和隔离自保，到毫无先见之明的大范围蔓延和升级之间戏剧性的转变，以及个中暴露出的包括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等荒唐至极的文明倒退现象等等，似乎都阐明了一系列存在于简单的物质环境建设和科技理性思想之外的“防疫”措施的缺陷。在这里我们似乎重新接过了中世纪教会烧死犹太人的火把。

哈利路亚

特朗普将新冠称为中国病毒

更需要问的问题是：倘若这样的缺陷势必存在于现代人的社会与自身个体空间之中，那么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预防下一次死神的光临呢？在不断充斥着且加速着的流变，混乱与碎片化的世界中，我们在面对下次挑战的时候是更有信心还是更加无用呢？

我们都知道，重症患者最终是在以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以及所导致的各种并发症的综合下去世的。那么对于已经染病的社会来说，在积极坚守防疫工作的过程中，对于其引发的种种“并发症”我们也不该熟视无睹。新冠病毒终究会被人类战胜，但是其他病毒却依然潜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更可怕的是，人类自身的病毒，也正潜伏在由万千个体组成的“看不见的化粪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