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盖里，拍摄于他的洛杉矶工作室 Photograph: Barry J Holmes/the Observer

直到50岁，盖里才在业内迈出了属于自己的步伐，如今，这位建筑师一如既往地富有创造力和胆识，并跟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和Jay-Z等好莱坞名人打成一片。

“我之前还开过飞机，一丢丢而已。”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89岁零11个月的盖里跟我面对面开始漫谈，他谈到年轻那会曾经做过一份洗飞机的工作，他的表弟有一架韦科双翼飞机并且会带他上到飞机里去，他很想再体验一次。2005年西德尼·波拉克拍摄《建筑大师盖里速写》(Sketches of Frank Gehry)时，该想法让这位建筑师向导演发出请求：知不知道谁有一架韦科？

不过，带他飞这事最后哈里森·福特做到了，“我老早就认识哈里森了，那会他还是一位木匠，会参与我们的项目的一些竞标。”在有一天晚上的饭桌上，盖里跟福特发牢骚，说他还从来没有跟饰演过汉·索罗（《星球大战》中的人物，哈里森·福特曾饰演）的男人一起飞过，于是福特接过话茬告诉盖里，他还有一架Stearman双翼飞机，并且乐意带着盖里飞行。盖里向我展示了一张照片作为证据，“哈里森还是让我驾驶了，虽然我没法让飞机着陆。”

盖里的讲述涉及到诸多方面。从他故事里的朋友圈层以及各种因缘际会可以看出他善于交际，并着迷于名人及成功人士，正如他办公室里的诸多合影证明的那样，跟贺比· 汉考克（Herbie Hancock 美国钢琴家），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 前以色列总统），冠军冰球队，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 美国当代艺术家），凯瑟琳·泽塔琼斯（Catherine Zeta-Jones 英国女演员），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法国作曲家），昆西·琼斯（Quincy Jones 美国音乐制作人），加拿大和西德的前领导人……

毋庸置疑，盖里早已名声在外，但对待名声的态度却多有暧昧。他在谈到洛杉矶时说道：“你必须意识到这里还是非常好莱坞的，但让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在好莱坞之外的地方是没有聚光灯的，这会给人一种安全感。”

他对这些好莱坞名流的名字如数家珍，却同样对这些人物本身津津乐道。他对这些人的了解听起来既令人惊讶又让人觉得理所应当。不过他也同样喜欢说点接地气的事情（清洗飞机，做木匠）。在自夸“我会开飞机”的同时不忘自嘲“只会一丢丢”，这种情况常有。

最重要的是，双翼飞机的故事让我捕捉到了他对冒险、体能、情绪以及想象力的痴迷。这也是为什么他在72岁之前一直在打冰球，为什么他能在2015年带着自己设计的23米(74英尺)长的“雾”号游艇出征太平洋里的原因。盖里有许多正在进行中的表演空间设计项目，在跟他喜欢的音乐家的合作中，他看到了这种机会的开放性。“这就像从悬崖往下跳一样，”他说，“如果你在做之前就知道要做什么，那就别做了。”

他举例描述了跟爵士萨克斯管演奏家韦恩·肖特的合作，他为肖特写的歌剧《伊菲格尼亚》（Iphigenia）设计了一套布景，“这些会议非常好玩，”盖里说，“我其实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钢琴师开始演奏，韦恩叫停了她，然后给出ta-ta-ta的节奏，钢琴师便理解了他的意思。像这样的交流持续了四个小时，这是一场纯粹的声学发明。”

在一部由乔恩·布尔斯廷（Jon Boorstin）执导的纪录片《Kid City》（1972）中，记录了盖里和他当老师的妹妹多琳·尼尔森（Doreen Nelson）合作，与小学生们一起探索未知。孩子们用彩绘的泡沫块和纸板建造了一座名为Purium的城市，这就像是一种不经意间对盖里后来建筑作品的预测；盖里甚至还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了城市规划的问题并选举出了市长。

然而这些课题对于平时教孩子们的老师来说，实在是过于混乱，最后索性解雇了盖里兄妹（现在盖里回忆起这段经历，显得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当时不够圆滑老练）。“她忽略了一点”，他在影片中说，“当孩子们开始产生争执时，那种冲突与矛盾才是他们真正在参与城市规划的表现，但是他们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

纪录片《KID CITY》无字幕修复版

Danziger 事务所+住宅，洛杉矶，1965年 Photograph: Michael McNamara

盖里的早期作品，是他为平面艺术家Lou Danziger设计。他将工作场所、家庭和庭院花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该作品显示了盖里对体块穿插的兴趣，即使它跟盖里后来标志性的不规则角度作品不同。其他设计师觉得它太大胆了，但许多艺术家喜欢。

盖里的人生故事中有许多如同跳崖一般刺激精彩的桥段，它们在他的复述中带着神话色彩。一个是他把自己带有犹太色彩的原名弗兰克·戈德伯格（Frank Goldberg）改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塔，与盖里一样是犹太人，她觉得一个听起来不那么犹太的名字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反犹主义。那时的盖里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建筑师，考虑到与自己共同生活的安妮塔所承受的生活压力，盖里觉得自己心存愧疚，于是同意了她的改名提议。

但在众多名字中，为何选中了“盖里“？他拿起一张餐巾纸，在上面写下了他以前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按照他的书写方式，Goldberg开头和结尾 的“ g” 有大的下行环形 ，中间则是三个垂直结构的字母--l，d，b。 而盖里（Gehry） 的“g”和“y” 具有相同的环形， 并只有一个垂直结构字母 “h”，这两个名字的结构非常相似，足以让他满意。

盖里人生最关键的挑战与他位于圣莫尼卡的住宅有关，他和第二任妻子Berta直到近期都住在那里（他们现在住在一间由他们的儿子设计的房子里）。1970年代，盖里以他尚未闻名于世的，颠覆传统的设计理念——锯齿状棱角、粗糙的边缘、普通的材料（如胶合板、链网围栏和波纹金属板等），对这座住宅进行了重装改造。彼时，盖里已经成立一个成功的事务所，设计了一些不算差但也不算特别的商业项目：公寓楼、办公楼、购物中心，同时还为他的艺术家朋友们设计住宅跟工作室。

1980年代的有一天，为了庆祝一个不错的购物中心开业，他在家里举办晚宴。他的开发商客户环顾房子四周，“这是你喜欢的吗？”他问道，盖里说，是的。“好吧，如果这样，那你不可能会喜欢那个——”客户指着购物中心的方向说，“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于是，年过50的盖里停止了手上所有的商业项目，并缩减了事务所规模。他几乎选择了从头再来。

伴随着中年危机的发展进化，它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更具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存在。如果盖里曾经挣扎过，并经历了我所听说的非常困难时期，那么他最终会在建筑行业内获得较高的声望，而这些声望就建立在他做过的大量中小型项目的基础上，比如大量的住宅、一所法学院、一座图书馆、一个溜冰场。随着1997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开幕，他的专业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这座由钛金属跟石材组成的明星建筑，这艘位于Nervión河畔的神奇的艺术方舟，造就了一种现象——“毕尔巴鄂效应”——用来描述那些颓败的古城试图用杰出的建筑来扭转命运。后来，它成为了所谓地标性建筑中的标志。

随后几年，由盖里主持设计的其他地标性建筑相继落成，例如2003年在洛杉矶市中心落成的华特迪士尼音乐厅。（事实上，它在毕尔巴鄂之前就已委托他人建造，但盖里竭力说服客户和投资人应该由他来建造它。）到了波拉克制作他的长篇纪录片的时候，人们开始普遍称呼盖里为“天才”、“现代大师”、“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

他以卡通形象出现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并得到了热爱建筑的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友情支持。后来，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参观了他的工作室，欣喜地表示这正是Facebook喜欢的工作空间。这个工作室是一个飞机修理库，一个虽显混乱但又可控的创意空间，它还曾是宝马（BMW）的工厂。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将包括Facebook硅谷园区在内的共计10个项目委托给了盖里的公司。

盖里事务所的合伙人Meaghan Lloyd带领我们参观了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在盖里的出生地多伦多，有两座银色的摩天大楼；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由瑞士收藏家Maja Hoffmann 委托的Luma艺术中心已接近完工；而在阿布扎比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规模则接近毕尔巴鄂的三倍，该博物馆于2006年委托，但后来陷入停顿；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长达447英尺的艾森豪威尔纪念堂(Eisenhower memorial)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将军/总统的家人不喜欢盖里最初的想法：强调他于德州阿比林的卑微出身。他们想要盖里呈现更明显的英雄主义的东西。

盖里住宅，圣莫尼卡，1978年 Photograph: Susan Wood/Getty Images

“有人告诉我们这里闹鬼，”盖里谈起他为自己和家人改造的房子时说，“所以我断定这个鬼是个立体主义者。”结果是他对一间常居木屋来了一场廉价建筑材料的爆炸性改动。邻居们讨厌这座房子，扬言要起诉他，让他受到制裁，但这次改造让盖里出了名。

简而言之，将在周四迎来90岁生日的盖里并没有放慢前进的脚步。他说他不知道如何退休。“我爱工作。我喜欢解决问题。我喜欢与客户的互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游戏。我喜欢我们所做的事情，把它控制在预算之内，没有人相信这一点，但这是真的。”

除了合伙人Lloyd给我展示的知名项目外，盖里想谈谈他在一段洛杉矶河上构建一个社区公园和文化中心(以及其他)的计划——在Cudahy地区，一条50英里的混凝土沟，里面有着涓涓细流，有时会变成洪水激流。他还谈到了将一幢旧银行大楼改造成洛杉矶青年管弦乐队(Youth Orchestra)在英格伍德(Inglewood)的住所计划。Lloyd告诉我，Cudahy和Inglewood都存在“市场机会鸿沟”（Opportunity gaps）。

盖里特别喜欢谈论柏林的Pierre Boulez Saal 音乐厅，该音乐厅于2017年竣工，盖里的90岁生日派对将在这里举行。20多年前，犹太钢琴家兼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和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萌生了通过教学和表演音乐来弥合政治分歧的想法。这是一个相对温和的项目：将一个拥有682个座位的礼堂插入一座以前用来存放舞台布景的仓库。但它汇集了盖里的基本触点：对音乐的热爱，对世界的善意，以及他自己作为世俗犹太人的身份和家庭史。

“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不在乎这些。”他说，“但是以色列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不舒服。20世纪3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我的父亲在安大略省Timmins的一个犹太教堂里，虽然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是他站起来发表了演讲，让我热泪盈眶。”他的演讲是关于犹太人家园的想法，在这个家庭不得不面对的反犹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这篇演讲非常有力。这股力量从未离开过我。

“后来我听说丹尼尔和爱德华·赛义德有一个通过音乐交流的提议。我非常相信其可行性。”最终，这事通过盖里完成了一次典型的人脉、机会与关系网的搭建——包括作曲家皮埃尔布勒兹，茱莉亚表演艺术学院的院长，盖里用了一套未被伊斯坦布尔客户使用的音乐厅方案（他被要求提供新的设计方案），找到了他在耶鲁的学生们用电脑建模。

音乐厅的最终形式是一个木制的椭圆形，观众跟表演者可以保持亲密感，空间上方还有一层起伏式的二层看台。盖里很高兴地指出：它的几何形状恰好与巴洛克建筑的杰作之一——罗马的圣卡洛阿勒四方亭教堂(Church of San Carlo alle Quattro Fontane)相匹配。

四方亭教堂的设计师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这位忧郁的17世纪天才经常被盖里视为灵感的来源。尽管盖里被视为加州创新精神的化身，但他知道自己创新的源头在哪里。他回忆1960年左右，他和安妮·塔斯奈德在巴黎住了一年左右，他们当时都被那里的事物深深吸引。“周末我们开车去布鲁塞尔，去荷兰，去任何我们能去的地方。我游览了整个卢瓦尔河。”他爱上了欧坦的罗马式艺术家吉斯勒贝尔 的雕塑，他这样形容那些雕塑——“非常坚忍不拔，并且与建筑相关联”。

Edgemar购物中心，圣莫尼卡，1988年 Photograph: View Pictures/UIG via Getty Images

Edgemar是一个集商店、办公室、餐厅、工作室和一个小博物馆于一体的多功能开发项目。如果它的私密、不规则的开放空间受到托斯卡纳山城的启发，那么它的材料就是纯粹来自洛杉矶当地。盖里的阿布扎比古根海姆项目(Abu Dhabi Guggenheim)的客户非常喜欢该购物中心的金属防晒网，他们将在海湾地区再次使用。

对于盖里来说，这些过去的数据仍然至关重要。“这是我的北极星，”他指着一幅巨大的照片说。照片上是古希腊德尔菲的青铜车夫，雕塑身上衣物的褶皱被认为与盖里建筑上的折痕有着莫大的联系。“50年前，我去了希腊德尔菲，看到了那尊雕像。标签上写着“未知艺术家”。这让我泪流满面，有人能用惰性材料制造出一种东西，可以在几千年后感动人。他认为建筑和那个雕塑同属于一类:“有历史证据表明，建筑曾被视为艺术。不知为何，它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一种被商业文化所驱使的存在或非存在。”

1990年 TED现场：年轻的“叛逆者”弗兰克·盖里

所以盖里的圈子是丰富多样的，既包括已故的艺术家，也包括在世的明星、运动员、政治家、音乐家等等……不管是不是名人，只要这个人是充满活力的，或者小有成就的，都会在盖里的圈子中出现。他的世界里包括了《Kid City 》中的孩子，还有儿童动画《亚瑟》里的人物。在《亚瑟》里，一个有着毛茸茸小动物耳朵的卡通盖里帮助他们重建了一座树屋，并引导他们远离疯狂的幻想（但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披萨或一座太空火箭城堡)，因为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就像他们以前的树屋 一样。

盖里不仅可以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建立联系，还可以在艺术形式与文化传统之间建立联系。有一次在一场篮球赛上，盖里遇到了Jay-Z。当时他不知道该聊些什么，于是便问Jay-Z谁是史上第一个说唱歌手，他以为应该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爱尔兰作家、诗人）。“那是谁?”Jay-Z一脸懵逼。后来盖里把Joyce在《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中颂唱片段的唱片寄给了他。盖里与Jay-Z之间有一位共同的朋友Bono（保罗·大卫·休森，爱尔兰摇滚乐团U2主唱），他很清楚Joyce是谁，他曾试图去推进二人的交流，但Jay-Z一直没有回复。

建筑师的世界也会碰到很多难缠的人。盖里的职业生涯使他有机会与很多大人物接触，其中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盖里评价他是一个怪物），以及刚上任的一个月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盖里认为他很可怕），还有鲍里斯·约翰逊（当盖里谈论国会议员都趋向英国退欧时，他回应那些人都是混蛋）。

唐纳德·特朗普曾经也邀请盖里设计纽约最高的塔楼，但被他拒绝了。“特朗普无法忍受被拒绝。他说‘不管有没有你，我都要做。’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后来，当他们碰巧在一次筹款晚宴上碰面时，特朗普却把椅子转过来背对着盖里。“我说‘你没必要那样，请你有点礼貌！’他说，‘我不需要你！’”但后来特朗普根本没有再把那栋大楼建起来。

许多建筑师喜欢谈论以人为本，但这往往是用来装点建筑视觉效果的抽象秘钥。对盖里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他的建筑就像那些让他着迷的人一样，是生动的，其建筑材料几乎都是有感情的。

在设计毕尔巴鄂的钛金属建筑之前，他最常与之产生精神联系的材料就是金属网:“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了丑陋的东西，似乎没有人在意。尽管有很多人否认这一点，但我和很多心理医生谈过否认主义，并且我对它如何影响建筑很感兴趣。”

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1997年 Photograph: Alamy

包着钛金属的艺术博物馆，它出现在该城市的旅游地图上。这是一次主流与业内均认可的成功，虽被许多人模仿，但从未有人能与之匹敌。诸如此类的反对意见认为，浮华的建筑压倒了艺术。盖里的回应则引用了艺术家们的话——理查德·塞拉，塞·托姆布雷表示他们喜欢在那里办展。

“我自问，人们最讨厌但又使用最多的材料是什么？ 没错，就是金属网。”

于是他去了一家为洛杉矶很多地方供货的金属网工厂，那里有一台每小时可以生产15英里长金属网片的机器。他试图找到让金属网变得更美的方法——增加它的层数，让它投射出柔和的光线，让它看起来像透明的面纱。人们在聚会上称盖里为“善用金属网的男人”。一个律师朋友无法理解他的这种执着，但是盖里说他家的网球场周边都是金属网围栏，从律师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能看到。“我知道你讨厌金属网，”盖里说，“抱歉，但我一定要影响你，让你喜欢上它。”

他对网状材料的热爱，只是他对自身所处的这座大城市的更广泛兴趣中的一部分。尽管洛杉矶这座城市向全世界输出梦想，但其空间规划结构总是会遭到批评。盖里早期的作品就是从洛杉矶这座城市获得灵感——比如那些看起来既脆弱又坚固的廉价木结构建筑、温和气候下建筑光影的效果以及那些能够利用胶合板制作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建筑师同事都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但他所结交的艺术家却明白——那就是你如何回应你所发现的世界。

2002年 TED现场：与理查德·所罗·乌尔曼对话

从这一点上来讲，虽然盖里喜欢奇怪的不规则的角度，但他的作品形式并没有像他成名时那样的不可预测。他后来的作品更有声望，更全球化，在外形上更夸张，在特征上更张扬。然而，他希望每个人都知道，他仍然关心这些作品的实现方式。他特别提到2010年设计的纽约下城云杉街住宅大厦。在那个项目中，他用波浪状的立面形式展现了伟大的设计思想和强大的数字计算能力，而它的造价并没有比传统造型的造价更高。

有人批评盖里那些不断设计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品都带有个人标签式的操作手法，对此他很反感。他讨厌本世纪初跟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等人一起被贴上“明星建筑师”的标签。然而，他却能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一次，我正准备参加一个关于“明星建筑之罪”的研讨会，他从洛杉矶办公室寄来一个联邦快递包裹，里面有盖里的一个朋友为参会者设计的T恤，上面写着：“去他妈的弗兰克·盖里”。

对我来说，盖里一直都在那里。在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正在大行其道，除了英国的高技派建筑之外，当时的学生似乎很难有什么珍奇的灵感。但盖里这样的人被发掘出来则是一种启示，他可以如此有创造力，如此令人愉快，如此自由，同时又不失要点。他的建筑表达了他们所要表达的，而且还有更加丰富的意义。这些建筑非常的大方，它们并不像某些建筑那样因为人们入住而面临尴尬境地，而是因居住而变得更有魅力。

云杉街8号，纽约，2010年 Photograph:Jon Hicks/Getty Images

曼哈顿是设计摩天大楼最困难的地方——克莱斯勒、帝国大厦和伍尔沃斯大厦的所在地还能有什么?云杉街8号(Spruce Street)，或者说是盖里(Gehry，市场营销人员这样称呼它)的纽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大学毕业后我在加州工作，早些时候曾写过一些关于盖里以及他身边志同道合的建筑师的文章。那时候毕尔巴鄂尚未被后来一堆荒谬的“标志性”建筑评论所污染，而是代表着另一种正能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筑业内喜欢的任何东西几乎都会被公众所厌恶，但毕尔巴鄂则是一次业内认可与主流好评的成功结合。而且，正如模仿者和评论家所未能理解的那样，它的地位是特殊的。它与周边19世纪的公寓、大桥、有着工业历史的河流，以及崎岖不平的地质景观形成了强有力地互动。

有时批评是对的——如果造型将其自身从现实的形式中剥离出来，就会成为一种自说自话。比如不管是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还是他在纽约高线公园旁边设计的IAC总部，盖里总是过于随意地使用隐喻的手法——他说建筑就像一艘船的帆。但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像这样的图像隐喻几乎可以用来证明任何事情。它们可以掩饰盖里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比如他与周围事物打交道的方式。

最近我去了阿尔勒，参观了还没有完全竣工的卢玛艺术中心。盖里说，它的灵感来自于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梵高的画作——其经过特殊变形的不锈钢表皮被设计用来反射梵高画中的光。“看，那就是‘星空’！”在评述一张从Instagram上摘下来的深蓝色建筑图片时，盖里这样说道。没错，的确像星空，但那座粗糙的建筑看起来也有点像是梵高受了伤的耳朵。

他的想法真的是疯狂过头。但当钢板与塔底部的玻璃圆形中庭相交时，在这些空间里，一些奇妙的东西可能会从建筑工地攀爬出来。变形钢确实能在光的作用下呈现出惊人的效果。你只能钦佩那些不断驱使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尽管这必然会招致批评和自我怀疑。除此之外，我相信盖里可以比现在任何一位建筑师设计出更好的音乐厅或摩天大楼。

弗兰克 · 盖里从巴黎匆匆归来后的第二天是个周一，我跟他见了面，周三又见了一次。那个时候，他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肺炎。“我差点就死了！”他说，“我的医生说，如果我去巴黎，我可能会得肺炎，但我还是去了。“不过他们已经控制住了病情。”他似乎又不太担心，可能对弗兰克 · 盖里来说，这是又一个自我冒险挑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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