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前文，1936年夏天，格罗皮乌斯终于获得了申请已久的英国绿卡。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哈佛大学 从哥伦比亚大学挖来的新任院长哈德纳特，以及学院财政危机的加剧都使得一场“大清洗运动”顺理成章。以巴黎美术学院布扎体系（Beaux-Art）为核心的许多课程不得不面临调整，同时还解聘了一批非必要课程的教师。

哈德纳特（Joseph Hudnut, 1886-1968）

在这一系列重大的变革中，来自法国的建筑学教授哈夫纳的离开更标志了哈佛大学 一个时代的结束。表面上，哈夫纳将此归因于渴望提前退休，回到巴黎享受家庭生活。他在辞职信中说道，

我也意识到，在新院长到任不到一年半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请求，可能会让别人认为我忘恩负义。多亏了哈德纳特院长为学院打下的良好基础，恐怕没有人比我更有幸看见学院的有力改革，也感谢院长的理解：离开学院，没有人比我更为感到遗憾。家庭因素是我选择退休的唯一原因：他们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我才会最初这样的决定。

哈夫纳（Jean-Jacques Haffner, 1885-1961）及其水彩画

哈夫纳获得罗马大奖的作品

而回到巴黎之后，哈夫纳很快成为了卢浮宫的一位建筑师，并且出任枫丹白露艺术学院（Fontainebleau School of Fine Arts）的院长。

很快，哈德纳特开始寻找一位现代建筑师，而且是一位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师，来填补哈夫纳的空位。人们普遍认为，相比美国本土建筑师，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师有更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三位著名建筑师进入了哈德纳特的法眼，分别是：荷兰的奥德，德国的密斯，以及格罗皮乌斯。

三位候选人：奥德（Jacobus Johannes Pieter Oud, 1890-1963），密斯，以及格罗皮乌斯。

哈德纳特想要的不只是一个挂名领袖，而是一个真正能够和他一起推动现代建筑和现代城市设计新方向的合作者。他相信欧洲的建筑大师可以带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走向现代设计之路。

这时，正在秘密寻找欧洲现代建筑师的哈德纳特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位馆长巴尔同时在做的事不谋而合，巴尔希望寻找一位欧洲现代建筑师与博物馆的甲方兼建筑师菲利普·顾文合作设计一座新的博物馆。

约翰逊（Philip Johnson, 1906-2005）与巴尔（Alfred Barr, 1902-1981），1930年代

哈德纳特和巴尔都认为，奥德是三人中的最佳人选，也是三人中在其国家最为成功的建筑师。哈德纳特请求巴尔在欧洲拜访建筑师的同时，顺便代表他询问他们来哈佛任教的可能性，如果有兴趣，他将亲自来访。

1936年6月底，巴尔分别见了三位建筑师。奥德觉得荷兰挺好，不愿意去做美漂，选择待在老家；密斯则对博物馆项目和哈佛教职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格罗皮乌斯也对哈佛教职表示有兴趣。由于巴尔认为，密斯作为建筑师更胜一筹，并且已经答应愿意接手博物馆项目，于是并未向格罗皮乌斯谈及博物馆项目。
然而，还没等巴尔回国，便接到了来自博物馆的消息。该项目业主拒绝顾文和外国建筑师合作。巴尔立即向纽约回复了多封信件说道，博物馆作为所处时代中建筑和艺术的殿堂，理应建造最好的现代建筑，而密斯正是最佳人选。巴尔还写信给顾文，询问为何业主对外国建筑师抱有偏见，

当他们毫不犹豫地购买英国衣服或法国帽子时，没看到偏见啊。

巴尔还将他和哈德纳特的小秘密高调地告知业主，希望利用哈佛大学将引进密斯的消息来打消他们对外国建筑师的恐惧。最终，巴尔为引进密斯所做的努力还是化为泡影。博物馆邀请了美国当红青年建筑师斯东与顾文合作。当时，斯东还是一个没有多少作品建成的建筑师，但是他背后有一个著名的业主，那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1908-1979）。

菲利普·顾文（Philip Lippincott Goodwin, 1885-1958）与斯东（Edward Durell Stone, 1902-1978）讨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平面，1936年

左：刚建成不久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右：2004年由日本建筑师谷口吉生（1937- ）完成改扩建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之后，哈德纳特亲自奔赴欧洲，分别在柏林和伦敦与密斯和格罗皮乌斯讨论了哈佛教职的问题。他们都对此抱有极大热情，尤其是当哈德纳特承诺他们，在教学的同时可以进行建筑实践。
回国后，哈德纳特对密斯印象深刻。他告诉巴尔，

我的个人感受是，密斯在教育方面展现出更多的激情，可能更具价值；密斯在德国的任何建筑作品在品质上都远超格罗皮乌斯。

同样，哈德纳特也对格罗皮乌斯赞赏道，

总体上看，格罗皮乌斯在德国建筑教育的发展中更具影响力。我确信，他也会在我们的教育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哈德纳特的欧洲之行结束后，关于密斯和格罗皮乌斯的聘任程序正式开始。对于1936年的哈佛大学来说，雇佣一位欧洲现代建筑师来此任教是一个大胆的行为，这不仅需要校长和教职员工的同意，还要通过大学董事会的投票。

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 1893-1978），美国化学家，1933-1953年任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

为了回应校长科南特需要公示两位候选者的建议，哈德纳特准备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向董事会介绍密斯和格罗皮乌斯。哈德纳特在备忘录中说道，密斯将会成为美国建筑专业最进步的元素，他将给保守的哈佛带来明显的挑战。他赞赏密斯技术的精巧以及对材料的运用，但也认为密斯有时太过自负，与格罗皮乌斯相比，可能比较难合作。
对于格罗皮乌斯，哈德纳特认为，他更少关注材料的使用，他的细部通常可以称得上是粗糙的；他最关注的是“建筑哲学以及美学表现与技术的结合”。不过，基于格罗皮乌斯已有的广泛声誉，他在美国会很容易接受。哈德纳特还煞费苦心地在同事中不断强调格罗皮乌斯作为一个“优秀宣传家”的特质。
哈德纳特努力平息保守的董事会有关格罗皮乌斯和密斯政治观念的任何质疑。他在备忘录中保证道，包豪斯曾被指责为“弘扬共产主义思想”，但是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并没有向共产主义表示任何同情。

在包豪斯的汉纳斯·迈耶（Hannes Meyer, 1889-1954）任期中，确实颁布过一些共产主义教条。但格罗皮乌斯很快以学校正在变成一个激进思想的中心为由，迫使迈耶辞职。作为从未参与此事的密斯，现在是一位政府建筑师。

汉纳斯·迈耶（Hannes Meyer, 1889-1954），1928-1930年继格罗皮乌斯之后任包豪斯校长。这位“鲜为人知的包豪斯校长”是个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简直可以看做是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将有限的生命都投入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在遭到格罗皮乌斯和康定斯基等包豪斯小伙伴，以及德绍市长的强烈反对，而在1930年8月1日以“共产主义阴谋”为由被驱逐出德国后，这位瑞士建筑师携众徒弟来到苏联，任教于莫建工，并投身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后来由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他又被迫在1939年辗转来到墨西哥继续“革命”。

讽刺的的是，密斯作为一位纳粹德国政府建筑师的身份，却最终平息了董事会对于二位候选人政治观点的怀疑。

1936年的柏林面谈后，哈德纳特还继续与密斯保持联系。虽然没有承诺你就是那个对的人，但哈德纳特传递的所有信息都使密斯保持乐观。然而，格罗皮乌斯和哈德纳特的通信却远不及密斯频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最终还是格罗皮乌斯进入了哈佛？哈德纳特将此归因于密斯的误解，拒绝参与竞选的傲慢态度，以及不喜欢格罗皮乌斯。相反，格罗皮乌斯的亲切也许帮助了他。
哈德纳特曾写信给密斯，他会提名两位建筑师给哈佛董事会。密斯则很快回复道，他只接受任命，拒绝参加竞选，没有谁会比他更适合这个职位。密斯清晰地认为自己是比格罗皮乌斯更好的建筑师，并且更适合的设计教授。

实际上，密斯是震惊于哈佛会有两个候选人，他一直以为会直接提供给他职位。于是，密斯马上投奔了芝加哥的阿默理工学院（Armou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即现在的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从左至右分别为：建筑师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 1887-1953）与伊利诺伊理工大学（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教师彼得汉斯（Walter Peterhans, 1897-1960）、希尔贝塞默（Ludwig Hilberseimer, 1885-1967）、密斯，1940年。

最终的聘用决定，校长科南特也起了很大作用。科南特求贤若渴，并对新建筑抱有同情。更为重要的是，科南特一生都对德国充满兴趣，尤其在他的教育和大学系统中。当他于1953年从哈佛辞职后，甚至转去做了美国驻德国的高级官员。
1936年秋天的英格兰之行，科南特在伦敦见到了格罗皮乌斯，这次面谈似乎也赢得了科南特的信任。11月16日，科南特回国后，哈德纳特便致信密斯，他不会被哈佛聘用了。与此同时，还致信格罗皮乌斯，终身聘用其于GSD，并保证他将享有巨大的成就，不但是对于哈佛，而且是对于整个美国的建筑。

哈德纳特与格罗皮乌斯

哈德纳特承诺格罗皮乌斯会有15-20个美国最优秀的建筑学生，以及凭自己意愿教授建筑的自由。更进一步承诺帮助格罗皮乌斯在剑桥建立他的建筑实践，并且在重要的建筑项目中作为顾问或合作者。总之，哈德纳特向格罗皮乌斯保证他将成为创造美国现代建筑的重要人物，“开启美国建筑新纪元”。
格罗皮乌斯热切地接受GSD的职位有诸多原因。首先，他想要离开伦敦，虽然他在这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包括杰克·普里查德、莫尔顿·尚德、麦克斯韦·福莱等。 但坎坷的建筑实践，以及惨淡的经济状况都使这位著名的包豪斯校长心灰意冷。

从左至右分别为：杰克·普里查德（Jack Pritchard, 1899-1992）、莫尔顿·尚德（Philip Morton Shand, 1888-1960）、麦克斯韦·福莱（Maxwell Fry, 1899-1987）。

同时，格罗皮乌斯有限的英语水平也限制了他在这里的能力。例如，当他要演讲时，都是在念准备好的稿子，展示他的德国作品，在结束时省略问答环节。
格罗皮乌斯并未在英国扮演他所希望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并未准备好接受他所提供的东西。正如英国史学家安东尼·布朗特在格罗皮乌斯离开英国之前，在英国著名周刊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中所说的：

英国人很大程度上不喜欢功能建筑，例如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门德尔松以及其他人的建筑作品，因为它们不舒适。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以此来控告所有外国的建筑形式，（虽然我质疑意大利的别墅或更小的法国城堡通过了舒适度的审核），但是反对功能主义的控告成为不寻常的毒液。

英国史学家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 1907-1983）

早在几年前，美国建筑师、《建筑实录》杂志主编劳伦斯·克歇尔就曾建议过格罗皮乌斯来美国，并为他找到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工作，同时来此实践。这也一直萦绕在他婶婶的脑海中，格罗皮乌斯欣赏“年轻美国的热切和激情”，以及“乐观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他确信他的作品在美国能够周找到接受的听众。

美国建筑师劳伦斯·克歇尔（Lawrence Kocher, 1885-1969），曾任《建筑实录》杂志主编。

其实，格罗皮乌斯在1928年就曾去过美国，他被美国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实用主义建筑所吸引，也在各方各面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与开放，包括艺术和政治。正如他写给柏林朋友的信中说道，“我的美国之行收获颇多，我真的非常喜爱这个国家。”对于格罗皮乌斯，美国完全可以是英国的替代，“英国人保守的态度使他任何新的想法都举步维艰。”
除了对难民生活的沮丧，以及建筑实践的重挫，还有许多原因都把格罗皮乌斯推向美国。对于他而言，哈德纳特手中的GSD与之前包豪斯都享有相似的教育和设计理念。格罗皮乌斯也坚信，他能够在哈佛完成他在魏玛和德绍未尽的事业——为现代建筑师创建一座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当然，格罗皮乌斯也深知，哈佛对他的聘用来的正是时候，当时美国建筑师正在寻求填补由布扎体系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鸿沟。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格罗皮乌斯在1935年至1936年间，曾多次寻找机会回德国，并一直努力回国直到1939年。为了避免关上回祖国的大门，他忠实地向国家财政部报告自己的收入，并上交适当的税，而且他一再强调自己并非为了好处而移民。因此，当德国政府要求他缴纳帝国飞行税（the Reich Flight Tax）时，格罗皮乌斯愤怒地回信，强调自己是荣耀的德国人，凭空被视为难民而感到耻辱。这项税收是纳粹为限制海外移民、遏制资本外逃所设置的。
格罗皮乌斯将哈佛的聘用看作是德国价值观的输出，这也与戈培尔的观念一致，他认为这在种族上显示了第一次由德国人取代了法国人。实际上，这也确实是1930年代中期的纳粹政策，即鼓励德国学者出国，提升德国的大国形象，促进文化输出。也正因为如此，格罗皮乌斯得以将他的作品从德国带到美国，并收藏于哈佛布什·莱辛格博物馆，即现在的哈佛艺术博物馆。格罗皮乌斯因为料理这些乱七八糟的后事，推迟了三个月前往美国。

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由三馆合并而成（Fogg Museum, Busch-Reisinger Museum, Arthur M. Sackler Museum），2014年由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 1937- ）完成改扩建。

1937年3月，格罗皮乌斯夫妇在伦敦举行晚宴向朋友正式道别，众多社会名流出席。70多位到场的朋友，多是来自现代艺术和建筑方面，包括城市规划师艾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 1879-1957）、建筑史学家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 1888-1968）、建筑评论家莫尔顿·尚德、艺术史学家赫博特·瑞德（Herbert Read, 1893-1968）、结构工程师奥韦·阿鲁普（Ove Arup, 1895-1988）、建筑师塞吉·希玛耶夫（Serge Chermayeff, 1900-1996）、韦尔斯·科特斯（Wells Coates, 1895-1958）、麦克斯韦·福莱、霍尔福德（William Graham Holford, 1907-1975）、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1887-1975）、前包豪斯好友莫霍伊-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 1895-1946）、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 1898-1986）、作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普里查德夫妇等。
格罗皮乌斯在晚宴上发表了告别演讲，感谢各位好友的到来，以及两年来在伦敦结成的友谊。同时，他也谈及对于英国建筑现状的失望。英国建筑在过去都呈现的非常完美，“人们只需要看巴斯和美好的乔治亚风格建筑”。基于既有的社会结构和20世纪的生活方式，英国似乎不需要创造新的风格。
3月12日，格罗皮乌斯与妻子艾斯离开了伦敦，前往美国。五天后抵达纽约，哈德纳特马上发去电报，对格罗皮乌斯夫妇激动地说，

美国欢迎您，幸福成功等待您。

格罗皮乌斯与妻子在伦敦滑铁卢车站，1937年3月12日

哈德纳特发给格罗皮乌斯夫妇的电报，1937年3月18日

最终看来，他们的英国时光只是一个过渡，但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时期。若不是两年半的英国时光，想必他也不会前往美国。格罗皮乌斯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刚到美国后，他便写信给自己的爱徒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 1902-1981）说道，

英国这个跳板非常重要，我在此拿到了进入波士顿核心圈子的推荐信。

与此同时，在美国等待格罗皮乌斯就职的哈德纳特已经开始为这个新同事寻找建筑项目。那么，格罗皮乌斯的美国时光会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

扩展阅读

Andreas Schätzke. Deutsche Architekten in Grossbritannien : Planen und Bauen im Exil 1933-1945. Stuttgart: Edition Axel Menges, 2013.
Jill Pearlman. Inventing American modernism: Joseph Hudnut, Walter Gropius, and the Bauhaus legacy at Harvar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7.
汤姆·沃尔夫. 从包豪斯到现在.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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